《国际贸易》杂志社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服务贸易论坛年会”将于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应对全球经济下滑的中国服务贸易”。为配合本论坛年会，现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社会各界人士征文。年会将参评作品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凡获奖文章将收集到《国际服务贸易评论》（第3辑）由中国商务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时，推荐合适文章在《国际贸易》杂志上发表。

一、征文范围

1.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研究

2．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及其竞争力研究

3．服务贸易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4．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理论的发展

5．服务贸易促进理论的发展

6．服务贸易促进体制研究

7．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战略研究

8．服务外包发展趋势及中国对策

9．培育服务贸易品牌

10．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贸易监管模式的演变

11．中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统计问题研究

12．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

13．促进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14．发展文化贸易对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15．中国国际收支中与服务相关的问题研究

二、征文体例及具体要求

本次征文体例包括论文和调研报告两种形式，具体要求如下：

（一）论文

1．论文内容必须围绕征文主题，具体题目可由作者自定。

2．论文观点要有原创性，政策建议要有可操作性。论文格式规范，字数控制在8000字以内。

（二）调研报告

1．报告内容必须围绕征文主题，具体题目可由作者自定。

2．报告应对客观事实进行准确反映、认真分析，透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3. 报告应明确提出所针对的问题，明确交待这一问题所获得的事实材料，分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和对策。

4.报告的写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事实材料要具有代表性，所揭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这种典型特点在总结经验和反映典型事件的典型调查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5.报告力求观点鲜明，立论有据。论据和观点要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条理清晰。

6．报告用词力求准确，文风朴实。

三、征文投寄方式

来稿请以附件形式发至liujianchang111@vip.sina.com，主题标明“论坛征文”。

四、截稿日期

2009年10月10日，纸质稿以邮戳为准，电子稿以电子邮件系统日期为准。

有关论坛及征文活动最新进展，请密切关注《国际贸易》杂志和《国际贸易》志社网站（www.itrade.org.cn）。

“第三届国际服务贸易论坛”征文组

2009年5月6日

Sixty Years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陈泰锋

内容摘要：从GATT到WTO的变迁，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相对以GATT为核心的旧多边贸易体制而言，以WTO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作了重要修改和突破。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包括GATT、以往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成果。但多边贸易体制已进入一个政策不稳定的时期并面临着新的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及时地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应对新的挑战，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之间求得妥善的平衡。多哈谈判肩负着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和重塑权威的重任。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仍是WTO成员各方共同的现实选择。只有建立在制度性合作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共存、共生理念才是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存在，并继续扮演全球贸易管理者和协调者角色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  成就  挑战  未来

一、  多边贸易体制：从GATT到WTO

按照当代美国著名国际贸易专家巴格瓦蒂的观点，摆脱贸易自由化的“囚徒困境”途径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两种方式与单边主义有关，另外两种方式与互惠协定有关。单边主义方法包括激进的单边主义和传统的单边主义。[1]互惠协定有两种传统的降低贸易壁垒的形式，即GATT/WTO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互惠和特惠贸易协定中的互惠。[2]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历程来看，人类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来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的。

1947年10月30日，23个国家在日内瓦共同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GATT1947以《哈瓦那宪章》第四章的条款为基础起草，有三部分内容：[3]第一部分由关税减让表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组成，关税减让表规定了23国政府关税减让的义务，是一个法律性的行为准则；第二部分包括商业政策规则；第三部分专门列出了有关适用领土和区域安排的规定。根据GATT，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也被非正式的称为GATT。[4]

在建立战后新自由经济秩序中，同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一样，GATT的任务是恢复已被30年代大萧条时的保护主义与双边互惠主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窒息了的世界贸易。[5]因此，GATT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是国际贸易组织流产的遗留物，不禁让人勾起对大国势力的悻悻之情，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理由觉得庆幸，它毕竟是在战后建立一个更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开端。在其存在的四十多年中，GATT逐步发展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WTO，其相当复杂的基本法律文件被无数补充规则及安排、解释、豁免、争端解决专家小组报告和委员会决议延展和修改。[6]

GATT的创立和成功成为在历史上曾以重商主义为准则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然而，GATT毕竟最初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工具，且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成为建立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GATT条文的漏洞较多；第二，争端解决机制有待改善；第三，GATT成员数目激增使GATT难以堪当新的时代重任；第四，全球性的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新的贸易组织相伴而生；第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和现象不断削弱GATT的调节作用，使人们认为除非贸易体制能有实质地强化，否则恐将造成强大区域集团间的冲突。

GATT的不足注定了它仅仅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过渡产物，人类探索创建一个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协调、监督和管理世界贸易的想法并未停止脚步。1990年，欧共体轮值主席国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多边贸易组织”（MTO）的倡议，这个倡议后来以欧共体12国的名义，正式向乌拉圭回合谈判职能小组提出。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结束时，根据美国的提议将“多边贸易组织”（MTO）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4月15日，《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连同其四个附件加上部长会议宣言与决定共同构成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一揽子成果，并采取“一揽子”义务和无保留接受的形式，经104个参加方政府代表签署，于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与GATT共存一年后，1996年1月1日WTO正式取代GATT，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新的运行基础和法律载体。

从GATT到WTO的变迁，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设想的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构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理想在50年之后终于成为了现实，也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相对以GATT为核心的旧多边贸易体制而言，以WTO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作了重要修改和突破。作为国际组织，GATT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协议，GATT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7]WTO的成立掀开了国际经贸史上新的一页，也开创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新时代。WTO把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则中，所有缔约方带来的潜在出口收益远比在双边协定下大，当一个缔约国违约实行保护贸易时，所有其他缔约国对他的惩罚所带来的损失远比他单方面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大的多。因此，从GATT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WTO基本哲学就是开放市场、非歧视以及国际贸易的全球竞争是有益于全世界各国福利的。WTO成为磋商和扩展多边自由化以及对贸易和相关政策进行合作的场所。它扮演着一个保证人的角色，确保想要取消进口壁垒的政府进行国内贸易政策改革。

二、  多边贸易体制60周年取得的成就

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为20世纪后50年的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GATT主持下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成功，缔约方的关税水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幅削减，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也更为密切。但是, GATT只是一个临时性协定，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也不具备国际法人的主体资格，这一非正式地位妨碍了其正常活动的进行，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使其作为管理和协调国际贸易的“准机构”的权威性大打折扣。WTO继承了GATT的宗旨，但与GATT对比，WTO的宗旨有两点不同，一是强调国际贸易活动必须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优先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相应的差别或优惠待遇。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包括GATT、以往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成果。[8]自WTO成立以来，基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发展，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在促进贸易自由化、规范世界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方面都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第一，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WTO是具有国际法资格的正式国际组织，必须有一整套完整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其得以运转。WTO成立以来，基本延续了GATT机构设置方法，但重新明确了WTO各机构的权限、构成和法律地位，并且根据管辖范围的扩大及相应职能的增加，适时地调整和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截止2008年7月，WTO组织机构共包含4个层次，依次为：部长级大会、总理事会、专门理事会、次一级委员会。此外，WTO还设立一个由总干事领导下的秘书处，总干事由部长级大会任命并确定其权力和责任、服务条件和任期。总干事任命秘书处的职员，并根据部长级会议的规定确定他们的责任和服务条件。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责完全是国际性质的，在履行其任务方面，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员不寻求或接受除WTO以外来自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的指示，他们可以制止任何可能影响其作为国际官员地位的行为。WTO成立以来，历经四任总干事，首任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部长鲁杰罗（任期为1994年4月—1999年4月）；第二任是新西兰前总理穆尔（任期为1999年4月—2002年9月）；第三任是泰国前商务部部长兼副总理素帕猜（任期为2002年9月—2005年9月）。现任总干事是帕斯卡尔·拉米（欧盟前贸易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素帕猜是多边贸易体制成立60年来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发展中国家代表。

第二，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与推进新协议谈判。谈判工作是WTO成立以来的重要工作之一，乌拉圭回合后，WTO积极组织成员方进行有关领域的谈判。尽管谈判的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表明了WTO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决心。1997年3月26日，43个成员率先达成《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旨在推动世界信息技术产品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化。1995年7月28日，自然人流动谈判按期完成，所达成的6项承诺作为GATS第三议定书附件。1997年2月15日，69个成员达成《基础电信服务协议》，要求各国电信市场向国外公司开放。1997年12月30日，70个成员达成《金融服务协议》，涉及95％以上的有关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等方面的贸易。2001年12月，多哈回合在经历了西雅图失败之后终于启动。《多哈部长宣言》就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专门作出谈判授权：“鉴于越来越多的成员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部长会议同意，在保留基本原则、概念、协定的有效性与其规定的措施、目标和进一步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情况的前提下，就澄清《反倾销协议》和《反补贴协议》的有关规定和增强使用协议的约束性进行谈判。同时还指出，应当进行旨在澄清与提高WTO关于渔业补贴规则的谈判，特别要考虑渔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进一步澄清和提高现有的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和程序，且有关谈判应当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性特点。” 此外，为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与推进新协议谈判，促进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截至2008年，WTO共召开过六届部长级会议（见表1）。在GATT时期，虽然也召开部长级会议，但并不定期限，也无议事范围与规则。WTO成立后则更加制度化，职责明确，也提高了国际贸易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地位。

表1： WTO历届部长级大会

资料来源：www.wto.org。

第三，管辖范围不断延伸，成员方数目不断增加。WTO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触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WTO的涵盖范围已经从原先纯粹的货物贸易、在边境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延伸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以及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讨论的一系列新议题，如竞争政策、贸易与劳工标准、环境政策和电子贸易等。与此同时，伴随着WTO在世界经贸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提升，WTO吸引力不断增强，成员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在WTO中的地位和数量不断上升。截至2008年7月，WTO的正式成员已从1995年1月1日成立初的113个增加到152个，此外，还有31个观察员正在申请加入以及数百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被授予观察员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2004年4月23日，尼泊尔成为WTO第147个正式成员。2004年10月13日，柬埔寨成为WTO第148个正式成员。尼泊尔和柬埔寨是WTO成立以来首批成为其正式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使得多边贸易体制更具有完整性和代表性。2007年1月和7月，越南和汤加分别成为WTO第151和152个成员。目前，WTO调节全球贸易比重达90%以上，长期目标是吸纳世界上每个国家，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这充分显示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和巨大吸引力。

第四，争端解决机制日益受到信任。WTO成立以来，争端解决机构不断就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进行调解和仲裁。根据WTO年度报告，1995年至2007年底，WTO共受理投诉案件369起，远远超过GATT运作48年所受理的238起（见表2）。其中，发展中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根据WTO统计，1995年至2007年底，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369起案件中，发达国家成员所提出的投诉案件共222件，其中，以发达成员方为应诉方的136件，以发展中成员方为应诉方的86件；发展中成员方所提出的投诉案件共141件，其中，以发达成员方为应诉方的83件，以发展中成员方为应诉方的58件；发达成员方与发展中成员方共同提出的投诉案件共6件，均以发达成员方为应诉方。总体来看，发达成员方为投诉方和应诉方的大约略多于60%，发展中成员方为投诉方和应诉方的大约接近40%。此外，近几年，争端解决机构受理贸易纠纷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农业、纺织品、食品、卫生、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等领域。根据WTO统计，在迄今受理的369起案件中，共有15个多边贸易协定的适用与解释引发了WTO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从引发争议的主要领域看，位居首位的是《1994年关贸总协定》（GATT 1994）（281件投诉），且很多投诉不仅涉及其他很具体的实体协定，也涉及关贸总协定的一般原则性规定（例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数量限制）（见图1）。WTO成员方普遍认为，在促进贸易关系和及时有效稳妥地解决具体贸易问题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较好地服务于了全体成员方的利益，是一个更加有效和值得信任的争端解决工具。

表2：WTO争端解决统计概览（1995年至2007年底）

资料来源：www.wto.org。

资料来源：www.wto.org。

第五，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积极发挥监督作用。从乌拉圭回合中期谈判决定建立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之后，众多的国家已经接受过审议。实践证明，政策审议机制可以通过对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督来增强透明度确保对多边规则的遵守，以保证WTO各成员之间在完全信息基础上进行合作。通过定期审议各国贸易政策的机制，还可以确保成员做出使其国内贸易政策与WTO的规定相一致的努力，从而促进乌拉圭回合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得到全面而迅速的履行。如图2所示，1995年-2007年，WTO年度审议的成员方数量基本保持在15-18个左右。根据2007年《WTO政策审议机构年度报告》，1989年至2007年底，TPRB共完成248次的贸易政策审议，覆盖了WTO152个成员中的133个，接受审议的成员方数目占WTO成员总数的87.5％。其中，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接受的审议最多，分别达到8次；其次为澳大利亚、泰国、中国香港，各为5次。共有23个最不发达成员先后接受了审议。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为各国贸易政策措施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约束，为这些政策措施建立在更加公开和稳定的基础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从而改善各成员市场准入的可预见性。

资料来源：www.wto.org。

第六，不断推进全球市场准入程度提高。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税减让协议，发达成员的平均关税水平从1995年6%降到3％左右，发展中成员从15%降至12%左右（见表3）。同时，关税约束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减少了影响商品进出口的不确定因素，市场的可靠程度显著提高。根据WTO《2007年世界贸易报告》，1972年-2000年，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品约束关税比例普遍增加，其中，美国自肯尼迪回合后，关税约束比例达到100%；日本从90%增至99.6%；欧盟从98%增至100%（见表4）。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WTO还通过把一些在GATT规则下难以严格约束的，或游离于GATT规则之外的领域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在非关税壁垒取消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后60年的岁月里，GATT/WTO同非关税措施多次交锋并获取了一些胜利。东京回合期间，各谈判方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自GATT建立以来贸易谈判所取得的最卓越成果。谈判以肯尼迪回合后草拟的目录为基础，通过谈判达成了5个与非关税壁垒相关的协议，分别包含补贴与反补贴、海关估价、政府采购、标准、进口许可程序。其中，《反倾销守则》最初是肯尼迪回合谈判的一部分，在东京回合进一步做出了修改。其他非关税措施在不同协议中均成为谈判的主要内容。《民用航空器协议》、《农业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及《国际牛肉协议》均对非关税措施做了规定。1982年2月，仅有约65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签署了有关协议，但截止1995年12月，发展中国家签署方的数目逐年增加（见表5）。此外，WTO成立以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作为第一套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多边商定的、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规则与纪律，GATS总体框架在乌拉圭回合上形成以后，已按既定的目标在若干具体方面逐步完善。

表3：乌拉圭回合关税减让：工业品平均进口加权约束关税及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TO《世界贸易报告（2007）》。

表4：关税约束情况：发达国家工业品（1972-2000）

资料来源：WTO《世界贸易报告（2007）》。

表5：签署东京回合各协议的缔约方数量（1982-1995年）

资料来源: WTO《世界贸易报告（2007）》。

三、     多边贸易体制60周年面临的挑战

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就表明这种国际贸易的多边制度安排是成功的，史无前例的民主治理和经济开放也预示着规则基础上的多边贸易体制有着美好的前景。但是同时，多边贸易体制也进入了一个政策不稳定的时期并面临着新的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及时地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应对新的挑战，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之间求得妥善的平衡。

第一，多边管辖范围过于拓宽导致不堪重负。多边贸易体制60年来，谈判议题在不断增多，新议题大多是“贸易有关的问题”或“非贸易问题”。多边贸易谈判的范围扩大到了成员的国内规则、文化偏好、政治经济制度、甚至伦理问题等国内规则领域，这些问题非常敏感，而且要比削减关税复杂得多。据统计， WTO所管辖的范围已达30多个，其中新议题有贸易便利化、竞争政策、技术援助、能力建设、电子商务、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等。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预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照此下去，WTO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世界经济组织(WEO)之虞。有专家将这种贸易谈判关注焦点的变化称为“范式转变”。[9]有些议题还越来越涉及各国的主权管辖领域，即一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涉及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利益直接冲突的事项，并不断逼近各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最终使得它的负担越来越重，对各成员国内政策的涉及也使得市民社会和各类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管辖范围和谈判性质正在发生改变，多边贸易谈判不断演进的性质构成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不断增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对运行机制提出严峻考验。截至2008年7月，WTO的正式成员已达到152个，此外还有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正在进行加入WTO的谈判。各成员方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参与能力上都千差万别，多边贸易体制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让152个成员达成协议，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其有效边界在哪里，如果成员数目越来越多，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再有，发展中成员的迅速增多和庞大的成员比例，要求实现更多的利益诉求，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提出挑战（见图3）。特别是，如何避免最不发达成员被边缘化，也是多边贸易体制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WTO现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主要发达成员保持立场的一致对于多边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多边贸易体制完成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但是主要发达成员往往意见不一，他们对建设一个更开放多边贸易体制制度的贡献令世人失望。此外，多边贸易体制的关注者正在发生着变化，除了传统的各成员政府和贸易商之外，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称之为“市民社会”）也越来越关注多边贸易体制（见表6）。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谈判程序，多边贸易体制都没有做好准备来接纳市民社会的介入，作为第三部门，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新的挑战。

表6：非政府组织出席WTO部长级会议的情况

资料来源: WTO《世界贸易报告（2007）》。

图3：GATT/WTO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成员方数量

（1984年—2006年）

资料来源: WTO《世界贸易报告（2007）》。

第三，WTO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正在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目前，无论是国家层面上还是国际层面上，国际治理能力已经远远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国际治理不当使得很多成员政府不能很好地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也使得一个更开放的世界经济缺乏有力的政治支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要求有新的政策出台，对国际机构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以及重塑应对挑战的领导战略。国际机构职能不足、职能缺位及职能重叠，不充分的机构管理，缺乏一个明确各机构分工职能的机制，这些WTO所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正在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还体现在各国政府和国际治理机构在制定规则和标准时并不仅仅要考虑使世界经济更稳定地向前发展，还要考虑兼顾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避免出现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断层。要想更好地实现全球经济发展的目标，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现行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都需要变革、重新定位并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同时这些国际机构的运作也需要更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和政治支持。

第四，区域主义盛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巨大威胁。作为GATT1947第24条和GATS第5条的重要例外，由于规则制订上的含糊和笼统，使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逐渐丧失，而且不受多边贸易体制管理和监督的区域经济合作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和侵蚀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多边贸易体制对其成员参加区域的放任甚至鼓励，使得WTO许多成员对于区域内贸易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区域外的重视，这直接诱导了WTO成员一种无所谓的机会主义态度。WTO达成的协议对自己有用，不妨用之，如果对自己不利或者用途不大，则束之高阁。许多国家之所以不愿意在WTO 成员内部达成妥协的重要原因，就是开始转向了区域经济合作。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平均每个发展中国家参与了5个自由贸易区，每个拉美国家参与了7个，每个非洲国家参与了4个；智利和墨西哥均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关系。另根据WTO统计，截止2008年5月，向WTO通报生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已达205个，其中80%是近10年来缔结的新协定，目前正在以平均每月1个的速度递增。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些传统对多边贸易体制过分依赖的国家也越来越将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其商业政策的中心，还有一些国家把区域政策作为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不悖的政策目标，连一些微型国家和小岛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所在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因此，如何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加强对区域经济集团的监督和约束，使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集团协调发展，必将成为WTO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

第五，贸易与发展问题日益突显。对于发展中成员而言，发展是终极目标，贸易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工具之一。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帮助发展中成员实现发展目标，通过遵守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保证国际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和高效的市场，更应该是一个公平的和公正的市场，使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从中受益。正如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E. Baldwin，2004）指出，[10]发达成员应该向发展中成员提供进一步改善的市场准入条件，特别是农产品和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不仅要降低这些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还应该减少阻碍发展中成员工业增长的关税峰值和关税升级模式，并相应地减少发达成员对农产品的高额出口补贴。在多哈回合中，发达成员提出用横向概念的方法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S&D）的目标，而发展中成员则是提出88个具体提议，要求对乌拉圭回合以来WTO所采纳的S&D条款进行重新考虑和修订。发达成员坚持如果不对目前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发展中成员进行分类从而明确S&D的针对性，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具体的提议谈判；而发展中成员坚持发达成员必须一视同仁地对所有发展中成员都给予S&D，并且就具体的议题进行谈判。对于发展中成员的分类之争，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势同水火，在S&D的谈判上，基本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多边贸易体制在S&D谈判上毫无进展，使得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变得遥遥无期。

第六，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1999年11月，在责难和街头暴力的反全球化示威中，西雅图部长级大会不仅标志着WTO发动新贸易回合谈判尝试的溃败，也标志着20世纪末多边贸易体制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遭遇到“反全球化运动”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领袖说，“WTO是一个失败的模式”，世界绿色组织领导人也声称“WTO推行的全球化严重危害世界环境”。“反全球化运动”一幕幕的屡次上演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只有所有民族和国家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同步发展，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此外，近年来，随着WTO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使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保护手段的作用大大削弱，全球贸易自由化中的非自由化的倾向亦日趋加强，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正威胁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信誉和有效性，成为推动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隐患和阻碍。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两反一保”、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不断呈上升趋势；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用来作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

四、 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多哈谈判前景

多边贸易体制在过去60年致力于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关税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有所减少，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扩大。GATT/WTO诞生以来的实践和努力使人们相信多边贸易体制的存在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区域主义的盛行、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全球治理危机……，对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不仅延缓了多边贸易谈判，而且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提出质疑和担忧。现在，WTO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发达国家撇开WTO，那么WTO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虽然人们热切希望通过多哈谈判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向前发展，进而继续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但WTO发展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种种问题表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方面，不管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对WTO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发达成员希望借WTO之名打开发展中成员广大市场，为其制成品出口找寻更广阔的市场；为初级产品提供稳定的来源；为其资本流动创造更大的投资领域（尤其是服务业）；有些发达成员甚至期望通过WTO增加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加强对发展中成员的控制等。广大发展中成员也为自己的利益而谋划，他们希望借助WTO来推动发达成员市场准入程度的降低，为其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提供国际市场(如纺织品)；通过WTO加强与发达成员的贸易和合作，利用和吸收发达成员的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WTO在带给当代世界积极变化的同时，其迅速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伴随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已经使WTO处于一种危机和困境中。虽然这种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它自身的失败，还有来自它快速行进中的结构性缺陷，如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逐步走向以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协调和趋同为重要特征的政策一体化等。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搏击中，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越来越窘迫的双层博弈困境。在国内社会方面，应同等重视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问题，让经济全球化的受益面扩大；在国际社会方面，应努力协调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贫穷而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达国家要求更自由的贸易、更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之间的矛盾。

作为WTO成立后发起的首轮回合，多哈谈判肩负着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和重塑权威的重任，是多边贸易体制迄今为止发动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多边贸易谈判，被全世界人们寄予了深切希望。《多哈部长宣言》指出：“大多数WTO成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寻求将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放在本宣言所通过的工作计划的中心位置。”这是多边贸易体制60年来首次将“发展”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主题，发达成员答应开放农业与纺织品市场，并为发展中成员提供一系列特别帮助。并且，多哈谈判的议题充分考虑到世界经贸中出现的新事物，把关系世界经贸发展的重要问题都列为新议题。

尽管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谈判进程一波三折，但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仍是WTO成员各方共同的现实选择。正如WTO前任总干事素帕猜所说，“只要WTO 各成员政府有政治勇气、承诺并努力工作，是能够创造伟大的成就的”。因此，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获益者，发达成员必须主动承担解决多边贸易体制存在和发展危机的更大责任，对不发达成员主动开放自己的市场，减免那些高负债国家的债务，更慷慨地提供发展和环境援助。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下的危机汇合，它提醒我们，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只有有效克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负面问题，人类才能迎来新兴的全球化文明。在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成员要坚决反对超级大国试图控制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霸权行为，通过协调立场和加强合作来促进国际体系的民主变革。当然，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在共努力中求妥协，在利益平衡中求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求公平贸易。在这一过程中，WTO自身进行适当的改革也是亟须和必要的，如多边磋商机制和区域性贸易协议需要确定新的平衡标准等，以维护和加强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只有建立在制度性合作基础上的互利、共嬴、共存、共生理念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精髓和关键，才是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存在，并继续扮演全球贸易管理者和协调者角色的现实基础。

陈泰锋

2008年7月29日，持续九天的WTO小型部长会议在日内瓦结束，被各方视为“最后机会”的此次会议未能在美国大选前就多哈回合谈判中一些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达成妥协。结果，谈判再次折戟沉沙，重蹈覆辙。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最终宣布“谈判失败”，并认为这对持续七年未果的多哈回合谈判是一个“沉重打击”。事实上，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底启动以来，原本预计要在2004年底完成，但由于WTO各成员方对农业补贴及关税以及工业产品关税议题立场太过分歧，谈判进程多次延宕。而伴随着谈判最后期限的屡次“拖延”，多哈回合谈判在七年之中数度“受挫”，给脆弱的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表面上看，多哈回合谈判再度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问题，实际上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如WTO主要发达成员政府的政治意愿。但无论如何，在当今世界经济下行、世界油价居高不下、粮价上涨、次贷危机蔓延、金融风暴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的再度破裂在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遭受重挫，多哈回合谈判所承诺的开放贸易和促进发展的目标将无法实现，世界贸易规则中的不合理成分也将无法得到纠正。据估计，多哈回合一旦谈成，每年因关税减免可为全球省下1300亿美元，让全球经济每年获益500亿到1000亿美元，而谈判再度“受挫”则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受益者。2006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贸易专家桑德拉·博拉斯基依赖于最新的GATP 模型及其数据库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收益（损失）进行了测算，结论显示：中国是多哈回合谈判胜利完成后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将中国在本轮回合非农产品和农业谈判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合并折算成以美元表示的实际国民收入，中国年收入将为103亿美元，等同于印度收益增加部分的四倍多，也远高于日本、欧盟和美国。中国巨大的谈判收益将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依据测算获得的主要谈判方收益占各国GDP 的比重，中国是唯一一个收益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国家，达到1.2%。由此，作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最大赢家，谈判再度破裂乃至最终失败便意味着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输家。中国由此所失去的, 将不仅仅是显著的“经济收益”和“开放红利”，更加重要的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将使中国受益的国际经济制度环境进一步恶化，随之，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对中国主动引进外部力量，主动冲破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主动推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推动力也将会减弱。

无疑，多哈回合谈判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发展来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WTO所有成员都共同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WTO？我们是否还需要推行多边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谈判的重启期限如何？多哈回合谈判会否终将溃败？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就此一蹶不振，多边贸易体制会否在迎来60华诞的今天寿终正寝？

至少，从短期来看，在金融风暴愈演愈烈的今天，多哈回合谈判的再度破裂意味着2008年内完成谈判的希望更加渺茫，并且使谈判重新启动的期限再次搁置，谈判也将再次被迫进入一段“休眠期”。

一方面，多边回合谈判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机。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领袖说，“WTO是一个失败的模式”，世界绿色组织领导人也声称“WTO推行的全球化严重危害世界环境”。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只有所有民族和国家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同步发展，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深陷“3F”危机，即金融市场动荡、能源价格攀升和食品价格上涨，处境艰难，各国政府焦头烂额，多哈回合并不能完全帮助它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它们也不愿为多哈回合牺牲太多。此外，目前，所有主要经济体都不具备作出妥协的政治基础。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美国正处于政府换届期，布什政府届满之后，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各自对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和态度，照样会受到日益强烈的保护主义的牵制，乃至被保护主义立场所主导。印度现有政府在国会处于弱势，它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作出的任何妥协，都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造成自己执政地位不稳；欧盟谈判代表缺乏该组织多数成员国的支持，尤其是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强烈反对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让步。因此，即使多哈回合谈判不久后顺利恢复，那也不一定能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

然而，作为WTO成立后发起的首轮回合，多哈回合谈判肩负着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和重塑权威的重任，是多边贸易体制迄今为止发动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多边贸易谈判，被全世界人们寄予了深切希望。《多哈部长宣言》指出：“大多数WTO成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寻求将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放在本宣言所通过的工作计划的中心位置。”这是多边贸易体制60年来首次将“发展”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主题，发达成员答应开放农业与纺织品市场，并为发展中成员提供一系列特别帮助。并且，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充分考虑到世界经贸中出现的新事物，把关系世界经贸发展的重要问题都列为新议题。因此，尽管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谈判进程一波三折，但从长期来看，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仍是WTO成员各方共同的现实选择。

此次多哈回合谈判的再度破裂只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颠簸”，并不意味着未来谈判不能取得新进展。同时，谈判的再度“受挫”也意味又一次漫长的积蓄和酝酿以及未来的又一次新的期待和轮回。毕竟，倘若多哈回合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将会没有赢家。因为不管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对多哈回合谈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发达成员希望借谈判之名打开发展中成员广大市场，为其制成品出口找寻更广阔的市场；为初级产品提供稳定的来源；为其资本流动创造更大的投资领域（尤其是服务业）；有些发达成员甚至期望通过谈判增加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加强对发展中成员的控制等。广大发展中成员也为本国的利益而谋划，他们希望借助谈判来推动发达成员市场准入程度的降低，为其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提供国际市场(如纺织品)；通过谈判来加强与发达成员的贸易和合作，利用和吸收发达成员的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能力。

其实，翻开多边贸易谈判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即随着谈判议题与参与谈判成员的不断增加，谈判的难度不断加大，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前4轮谈判均在当年完成，第5轮狄龙回合则从1960年延续到1961年。第6轮肯尼迪回合则从1964年谈到1967年，共用了三年时间。第7轮东京回合用了6年时间，从197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第8轮乌拉圭回合从1986年到1994年用了8年时间才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根据2001年《多哈部长宣言》中提出的谈判议程正式启动，此次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的失败将使谈判结束时间表进一步推迟，最终有可能会超过上一轮所用的8年时间。因此，面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未来，我们应拥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并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毕竟，确保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真正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的目标。

当然，受制于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完成并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一揽子协议并非易事。多哈回合谈判屡次受挫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必要性也不容质疑。但维护这一机制的富有效率的运转，发展中成员有责任，发达成员更是义不容辞。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获益者，发达成员必须主动承担解决多边贸易体制存在和发展危机的更大责任，对不发达成员主动开放自己的市场，减免那些高负债国家的债务，更慷慨地提供发展和环境援助。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下的危机汇合，它提醒我们，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只有有效克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负面问题，人类才能迎来新兴的全球化文明。在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成员要坚决反对超级大国试图控制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霸权行为，通过协调立场和加强合作来促进国际体系的民主变革。当然，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在共努力中求妥协，在利益平衡中求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求公平贸易。在这一过程中，WTO自身进行适当的改革也是亟须和必要的，如多边磋商机制和区域性贸易协议需要确定新的平衡标准等，以维护和加强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只有建立在制度性合作基础上的互利、共嬴、共存、共生理念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精髓和关键，才是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存在，并继续扮演全球贸易管理者和协调者角色的现实基础。

内容摘要：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实践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应对道路。中国先后6次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在银行、保险、旅游等领域提前履行了有关承诺，从而形成了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格局。透明度和司法审查等先进的法律理念正在逐步融入中国的立法实践和执法实践，进而推动和保障中国完成与WTO全方位的对接。中国建立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和协调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度在行政和司法两个方面都大大得到了加强。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国内立法已经完全符合WTO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的要求。
关键词：中国    对外开放   新进展    WTO承诺履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记载下了浓重笔迹。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实践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应对道路。积极融入世界的中国，在经过30年来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后，为人们见证了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的良性循环。在入世之前，中国一直坚持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入世后，开始走向"以开放促改革"、"以外促内"的重大转折。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GDP总量在2005年跃居世界第四位。从2004年开始，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因加入WTO而在开放、改革、发展等方面全面收益、全面提升、全面进步；中国因加入WTO而越来越主动、越来越适应、越来越强大；中国因加入WTO而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又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因加入WTO而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

一、 货物贸易：市场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
加入WTO以来，中国先后6次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中国农产品的关税水平已经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全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如图1所示，按照承诺，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加入前的15.3%降低到了2007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到了8.9%；农产品从平均23.2%降到了15.2%。农产品中，较为典型的如牛肉关税从31.8%降到12%，苹果关税从22%降到10%，土豆关税从24%降到15%。中国农产品关税削减远远高于发达成员平均36%和发展中成员平均24%的水平。目前，中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工业品中，较为典型的如汽车整车关税从69.2%降到25%、汽车零部件关税从22.9%降到10.4%、纸张关税从17.2%降到6.7%。此外，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参加《信息技术协定》，将协定下产品的关税于2005年前全部降至零。对绝大多数产品而言，到2005年1月1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关税削减承诺已执行完毕。并且，如表1所示，与其他WTO主要成员相比，中国关税的约束率达到100%，实际关税和约束关税是一致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表1：WTO主要成员平均关税水平对比
 成员 中国 欧盟 美国 印度 巴西
非农产品 约束税率 9.0% 4.02% 3.96% 46.61% 29.80%
 实际税率 9.0% 4.02% 3.95% 19.46% 10.97%
农产品 约束税率 15.2% 22.5% 6.1% 114.5% 35.5%
 实际税率 15.2% 19.8% 5.0% 37.0% 10.2%
资料来源：商务部。
在非关税壁垒方面，中国在《入世议定书》附件3中承诺取消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非关税措施，已按承诺到2005年1月1日全部取消完毕。2003年9月27日，商务部发布《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对粮、棉、油、糖、羊毛、化肥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关税配额管理体制。如表2所示，2006年，中国部分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已经达到最高点，如小麦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目前，除小麦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其他农产品的国营贸易比例已逐步缩小。2005年，中国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2006年，中国取消对植物油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2006年，中国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3种，全年实行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和国营贸易管理的商品进口918.3亿美元，仅占进口总额的11.6%。
根据2004年4月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中国于2004年7月1日起，提前半年履行了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取消了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对外贸易经营者开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2007年12 月 11 日，伴随着中国面积最大的保税港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封关运作，中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初步完成了从南到北的中国保税港区战略布局：已封关运作或正式获批的海南洋浦保税港区、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及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正在以整体形象展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路径选择。

 
表2：中国部分重点农产品关税配额数量（2006）
 配额
（万吨） 配额内税率
（%） 国营贸易比例（%） 非国营贸易比例（%） 配额外税率（%）
小麦 963.6 1 90 10 65
玉米 720 1-10 60 40 65
大米 532 1-9 50 50 65
食糖 194.5 15 70 30 50
棉花 89.4 1 33 67 40
羊毛 28.7 1   38
资料来源：商务部。
二、 服务贸易：按照承诺时间表逐步开放
中国在加入WTO时对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承诺。加入WTO以来，中国相继颁布了40多个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章，涵盖金融、分销、物流、旅游、建筑等几十个领域，基本完善了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体系。这些法规从政策上拓展了外国服务者进入中国内地的产业领域和地域范围，降低了有关行业的准入门槛。中国还在银行、保险、旅游等领域提前履行了有关承诺，从而形成了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格局。
2005年2月17日，国家旅游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对〈设立外商控股、外商独资旅行社暂行规定〉的修订》，将外资旅行社注册资本降低为不少于250万人民币，取消外资旅行社设立的地域限制，提前一年多兑现了允许外资设立控股旅行社的承诺，提前3年兑现了允许外资设立独资旅行社的承诺。2006年12月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履行入世承诺基础上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在法律上保障了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在中国设立机构、经营业务充分享有国民待遇，体现了法人导向政策。2007年12 月 1 日，新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施行，这是中国新时期吸收外商投资的重要导向政策，是指导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工作和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有关政策的主要依据，《目录》在内容上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了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水平。2008年1 月 1 日，新修订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正式实施，外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条件放宽，参股渠道更多样，监管机制更适当。至此，中国证券业已完全履行了加入 WTO的各项承诺。
目前，如表3所示，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已接近发达成员的平均水平。另据统计，2006年，按照 WTO行业分类标准，中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41家，占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 17.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1.4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30.4%。其中，房地产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10家，比2005年增长14.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8.3亿美元，同比增长52.7%，占全国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3.7%和 38.9%，为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中国租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0.7亿美元，但比2005年增长84.7%，是服务贸易领域实际吸引外资增速最快的行业。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服务业领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表3：WTO成员服务贸易承诺水平
成员 承诺平均部门数 占总部门数比例
中国 100 62.1%
发展中成员 54 33.5%
发达成员 108 67.5%
美国 101 62.7%
欧盟 106 65.8%
新加入成员（1995年后） 104 64.6%
WTO服务贸易总部门数 161 －
资料来源：商务部。

三、 法律体系：政策透明度大幅提高
根据朱景文（2007）的研究，在中国各类立法1979-2005年的发展曲线中，其中法律年均增长率为11.8%，行政法规为10.7%，部委规章为14.4%，地方法规为33.1%，而所有各类立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3%。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立法的发展曲线中，2001年均达到峰值，这显然与中国为加入WTO所进行的法律清理、修订有关。 2001年12月，加入WTO后，中国进一步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仅在中央层面就制定、修订、废止了23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2003年以来，按照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要求，商务部将审批项目从82项减少至53项。2006年，设立政务大厅，统一办理100项行政管理事项。中国还按照承诺，设立了中国WTO通报咨询局，提供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信息，并根据WTO各个具体协定的要求，履行通报中国贸易政策和措施的义务。此外，公众还能够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获悉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政务公开和政府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国务院有55个部门及直属单位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36个部门和单位建立政务公开制度。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透明度和司法审查等先进的法律理念不只渗透在外贸法律制度建设范畴，正在逐步融入中国的其他立法实践和执法实践，从而在保障私法权利和制约政府权力之行使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进而推动和保障中国完成与WTO全方位的对接。加入WTO以来，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成为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2003年新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新的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都公开征求意见，给予社会公众和各利益方充分的评论机会，征求意见的形式也由座谈会、信函等扩大到了利用国际互联网。此外，为维护法制统一，保障政令畅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定工作的通知》。到2006年底，全国23个省、33个国务院部门共审核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115.9万多件，已修改384件，废止3154件。
中国还建立了确保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工作机制，使任何企业和个人在认为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之间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时，都可以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审议的建议。近年来，国务院法制办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等媒体上，全文公布了物业管理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许多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还通过向社会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征集地方立法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政府提出立法项目建议。2005年9月27日，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立法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立法法》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中举行的就全国性立法第一次听证会。听证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公共生活的关键词，听证制度为社会各界了解乃至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构了可操作性的新平台。2007年4月5日，《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出台，进一步推动了政务公开在法制的轨道上开展，彰显了中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四、 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和水平显著提高
加入WTO后，中国建立健全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体系，并且按照WTO的要求全面清理和修订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几乎所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台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新法规。2007年，中国相继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国内立法已经完全符合WTO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的要求。
加入WTO后，中国还建立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和协调机制，通过日常监管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度在行政和司法两个方面都大大得到了加强。2004年8月，中国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2005年1月，又成立了由二十几个部门组成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自2006年起，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违法侵权行为，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会同有关部门已经连续两年组织制定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依据行动计划，中国启动了许多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专项活动，包括旨在打击版权侵权行为的"山鹰"行动、旨在清理城市盗版翻录音像行为的"阳光"行动以及针对在展会上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蓝天"行动。据统计，2007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49亿件，其中，盗版出版物1.36亿件。在过去五年，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共查获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案件7002件，案值6.8亿元。2008年1月14日，文化部等七部门在北京启动了"全国娱乐场所阳光工程"，旨在推进"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建设，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推进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内容。
中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加入WTO后，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普及工作，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2004年开始，中国将每年4月20-26日确定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在全社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组织数百家中央和地方媒体联合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大型采访报道活动。2005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以7种语言对外公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此外，国家版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了使用正版软件工作，2004年全国省级政府机关全部实现了使用正版软件的目标，2005年这项工作又延伸到地、市级政府机关和企业。2006年4月16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览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内容的大型展览。2004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为保护世界博览会标志而专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正式实施，针对一项大型国际活动的知识产权问题，专门立法加以保护，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仅意味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办工作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更标志着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一步。

陈泰锋

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指一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以联合自强和经贸利益为根本，通过优惠贸易安排(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经济共同体（EC）和经济同盟（EU）等六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加强与规范经济技术合作的政府“政策导向”联合。最早的区域经济合作要追溯到1241年成立的普鲁士各城邦间的“汉撒同盟”，1861年普鲁士等德国北部邦国又在此基础上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为1870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创造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为应付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及随之爆发的“货币战”和“关税战”，1921年比利时和卢森堡建立了关税同盟。但区域经济合作真正风起云涌，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

作为GATT1947第24条和GATS第5条的重要例外，由于规则制订上的含糊和笼统，使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逐渐丧失，而且不受多边贸易体制管理和监督的区域经济合作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和侵蚀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多边贸易体制对其成员参加区域的放任甚至鼓励，使得WTO许多成员对于区域内贸易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区域外的重视，这直接诱导了WTO成员一种无所谓的机会主义态度。WTO达成的协议对自己有用，不妨用之，如果对自己不利或者用途不大，则束之高阁。许多国家之所以不愿意在WTO 成员内部达成妥协的重要原因，就是开始转向了区域经济合作。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平均每个发展中国家参与了5个自由贸易区，每个拉美国家参与了7个，每个非洲国家参与了4个；智利和墨西哥均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关系。

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区域经济合作之所以受各国政府的垂青和重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拥有促进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合)、地利(地缘政治、周边关系)和人和 (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相近)而共同形成的“船小好掉头”的有利局面。这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就是，区域经济合作要相对容易，针对性和灵活性也更强，而且可以避开WTO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容易取得互补双赢效果。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推行出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着手启动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也无可厚非。但是，区域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并非是绝对的对立和矛盾关系，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合作是WTO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的快速发展是多边贸易体制前进的最大动力。在本质上，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是一种“互补性竞争关系”。

“互补性竞争关系”意味着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主流不是那种相互排斥，互不兼容的优胜劣汰式竞争，而是一种相得益彰、兼容协同的“互补性竞争关系”。两者在发挥各自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竞争，这种竞争结局是两者彼此取长补短，相互补充，互补的效应进一步提高两者在开辟和实施贸易自由化领域的竞争层次，又丰富和增加两者互补的内涵，直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所以，这种竞争与互补效应相互转化的动态“互补性竞争关系”，不仅使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积木”，而且为贸易自由化整体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最终推动和加速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最终汇合”，使WTO规则成为协调、管理和规范“全球自由贸易区”的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贸易体制。

基于这种“互补性竞争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两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迅速发展态势，掀起第三次浪潮，并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WTO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浪潮。2004年5月1日，欧盟实现了历史上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随着波兰等10国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成员扩大为25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济一体化形式。

据WTO统计，截止2008年5月，向WTO通报生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已达205个，其中80%是近10年来缔结的新协定，目前正在以平均每月1个的速度递增。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些传统对多边贸易体制过分依赖的国家也越来越将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其商业政策的中心，还有一些国家把区域政策作为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不悖的政策目标，连一些微型国家和小岛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所在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WTO全部成员同时又是各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有的WTO成员还可能具有多重区域经济合作成员的身份。这样世界上有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的“双重成员资格”。为此，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都公开声明标榜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与精神。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其协议的前言中明确写入了WTO的基本原则或笼统表述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公开与开放精神；有的在协定中虽未明确写入，但在其后的部长大会或首脑会议的决定和宣言中，一再重申奉行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此外，还有些区域经济组织在开始运行前几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调行动与政策，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及早取得成功。从这点看，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双方相互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基于经济利益为主，政治因素为辅而创建与形成的第三次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区域经济合作相比，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成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在：①打破了狭义的地域相邻概念，出现了跨洲、跨洋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更多的是“便利”的简称；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开始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互惠性区域贸易协定已经取代非互惠性协定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流，传统以发达国家之间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逐渐让位于“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③区域合作出现多层次性，成员身份交错重叠。一些较大区域经济集团内出现了次区域经济组织，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而一个国家同时加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经济集团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当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诸多不好的问题，例如，由于政治经济势力的差别以及参与区域集团的目标差异，目前在一些区域经济集团中“大国操纵主导一切，中小国家列席听会”的现象非常普遍。再如，环境保护与贸易、劳工标准与贸易等新问题的出现、发达国家之间和“南北”矛盾交织于区域经济集团中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繁荣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了现实上的新挑战。

中国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从人口、资源、经济总量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举足轻重。加入WTO六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三管齐下”的经贸发展战略。迄今，中国已完成谈判和在谈的自由贸易区已有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已经生效的协定有6个。当前，区域合作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共赢、促和谐的新平台。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事实表明，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主动融入较之被动卷入有利得多，以部分经济主权约束和让渡，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明智的选择。游离于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不仅不能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而且还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以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为纽带，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目标，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符合中国政治、外交和安全上的利益，也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无论是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还是从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出发，中国都有必要参与或倡导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将其作为拓展对外贸易增长空间，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比较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美利益攸关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分析

陈泰锋

内容摘要：加入WTO后，中美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和“依存性”远大于“竞争性”和“对抗性”。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中美经贸关系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了中美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和依存性的特征依然维系，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格局不发生改变，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主流将不会改变，中美经贸关系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在摩擦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融合”，并且通过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使中美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型关系拥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   利益攸关方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署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三大贸易国，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在不断的贸易摩擦中，中美贸易的“竞合”关系进一步得到提升。从商贸联委会到经济战略对话，无一不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务实、理性的良好表现。加入WTO后，中美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和“依存性”远大于“竞争性”和“对抗性”。2007年9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见时表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7年12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深刻理解中美两国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重要内涵，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总体关系的基础与纽带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新形势下中美关系重新给予的科学准确定位，更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客观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融合的必然结果。

一、        中美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

根据WTO《国际贸易统计报告（2007）》，1996-2006年，虽然美国贸易在21世纪初曾短暂出现下滑，但自2001年后，中美两国贸易都共同迅速增长。2006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分别达到29577.1亿美元、19194.3亿美元、10382. 8亿美元，分别是2001年的1.55倍、1.63倍、1.42倍。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分别达到17603.9亿美元、7914.6亿美元、9689.4亿美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2.45倍、2.25倍、2.64倍。中美两国贸易的强劲增长共同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如表1所示，2001-2006年，中美两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0.6%和8.9%。中国其占世界贸易总量、出口量、进口量的比重分别从4%、4.3%和3.8%增加到7.2%、8%和6.4%。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虽有所下降，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同时，中国贸易地位从全球第六大出口国上升为第二大出口国，从第九大进口国上升为第四大进口国，成为21世纪全球贸易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表1：中美两国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TO《国际贸易统计报告（2007）》。

二、        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1993年以来，中美货物贸易虽然总体上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但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发展速度迅速提升，呈现非常明显的膨胀增长态势。199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276.6亿美元，出口169.7亿美元，进口106.9亿美元。2003年，中美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263亿美元。2006年，中美货物贸易开创历史新高，达2626.8亿美元，出口2034.7亿美元，进口592.1亿美元，分别为1993年的9.5、11.9、5.5倍。若以2001年为时间分界点，加入WTO前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爆炸式增长的态势则尤为显著。

如表2所示,从增长量来看，加入WTO后，中美货物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从2001年804.8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2626.8亿美元，出口额从2001年542.8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2034.7亿美元，进口额从2001年262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592.1亿美元，分别增长3.26倍、3.75倍和2.26倍，远远高于加入WTO前的1．82倍、2.1倍和1.39倍。从同比增长率来看，加入WTO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23.7%、25.9%和18%，比加入WTO前的15．8%、18．5%和8．5%都要高。从占中国贸易比重来看，虽然由于受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加入WTO前后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略有微降（从15.6%降到15.1%），但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位次来看，与加入WTO前频繁变动不同的是，加入WTO后，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的地位已经日趋稳固。

三、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自1993年至2005年，美中服务贸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加大，美中服务贸易发展明显要比加入WTO前迅速。如图1所示，虽然2003年由于偶然因素（非典危机）影响，美中服务贸易出现微降，但经过短暂调整后，以2003年为起点，美中服务贸易新一轮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2005年，美中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55.8亿美元，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90.8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65亿美元，分别较加入WTO当年（2001年）增长67.9%、60. 9%和78.6%。此外，加入WTO以来，中国已经逐渐迈入美国前十大服务贸易伙伴行列。2005年，在美国前十大服务贸易伙伴中，中国在美国所有对外服务出口国中占2.5%，位列第九；在美国所有服务进口来源国中占2.3 %，位列第十。

表2：加入WTO前后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对比

	加入WTO前（亿美元）						加入WTO后（亿美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量	408.2	428.3	489.9	549.4	614.3	744.6	804.8	971.8	1263.3	1696.3	2116.3	2626.8
同比(%)	15.4	20.1	14.3	12.1	11.8	21.2	8.1	20.8	30	34.3	24.8	24.2
平均	15．8%						23.7%
占比(%)	14.5	14.8	15	16.9	17	15.7	15.8	15.7	14.8	14.7	14.9	14.9
平均	15.6%						15.1%
位次	3	2	3	2	2	2	2	2	2	2	2	2
出口	247.1	266.8	326.9	379.8	419.5	521	542.8	699.5	924.7	1249.5	1629	2034.7
同比(%)	15.1	22.5	22.5	16.2	10.5	24.2	4.2	28.9	32.2	35.1	30.4	24.9
平均	18．5%						25.9%
占比(%)	16.6	17.7	17.9	20.6	21.5	20.9	20.4	21.5	21.1	21.1	21.4	21
平均	19.2%						21%
位次	3	3	2	2	1	1	1	1	1	1	1	1
进口	161.1	161.5	163	169.6	194.8	223.6	262	272.3	338.6	446.8	487.3	592.1
同比(%)	15.9	0.24	0.9	4	14.9	14.8	17.2	3.9	24.3	31.9	9.1	21.8
平均	8．5%						18%
占比(%)	12.2	11.6	11.5	12.1	11.7	9.9	10.8	9.2	8.2	8	7.4	7.5
平均	11.5%						8.51%
位次	2	3	3	2	3	4	4	4	4	4	4	4

资料来源：1993-2000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1-2006年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统计资料库。

四、        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发展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200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如图2所示，机械和运输工具是第一大产品，出口额为253. 9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46%；其次为工业原材料，出口额为137.5亿美元，占24.9%；位于第三位的化工产品，出口额为62.4亿美元，占11.3%。总体上来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他诸如食品、饮料等出口比重很小。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则显示除了非常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通过原料来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工具和其他制成品三项产品占据了美国自中国进口所有产品的95%，其他几大类总和仅为5%%，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体现极高的集中性特征。总体上来看，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内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继续占据商品结构的主导地位，但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地位不断削弱，取而代之，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和依附性已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转向了产业内贸易。

五、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

加入WTO后，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转移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东道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如图3所示，198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为3.2亿美元，占中国全部利用外资的14.5%，直至199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保持了平稳增长趋势。1993年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中1993年达到20.6亿美元，2002年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达到54.2亿美元。2006年达到42.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7%，占中国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为6.7%。近十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全国利用外资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左右。与其他国家（地区）比较来看，截止2006年，在前十位对华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中，美国居于第三位。美国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金额达到539.55亿美元，占中国所有利用外资的7.66%。按实际投入外资金额排序，2006年，美国在非金融领域对华投资位列第四，其他国家分别为：香港（291.4亿美元）、台湾省（60.7亿美元）、日本（46.43亿美元）和韩国（39.78亿美元）。在金融领域，美国对华投资位列第一，达到36.89亿美元，占57.25％，其他国家依次为：德国（12.71亿美元，占比19.73％）；澳大利亚（1.16亿美元，占比1.8％）、新加坡（0.9亿美元，占比1.39％）、卢森堡（0.68亿美元，占比1.05％）。与此同时，受中国加入WTO效应及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推动，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境外投资呈现逐年递增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3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0.65亿美元，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2.3%。2005年首次突破2亿美元大关，达到2.3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为1.8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1.9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前十位国家(地区)中位列第五。截止2006年，在中国前十位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中，美国居于第四位，中国累计对美国直接投资12.38亿美元。

六、    小结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署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了中美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尽管加入WTO后中美经贸摩擦时隐时现，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挥之不去的“不和谐”音符，但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中美经贸摩擦从来没有达到过“剑拔弩张”的地步。无论是“钢铁保障措施案”和“彩电反倾销案”，还是“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问题”和“食品安全”之争，最后都“化干戈为玉帛”，或是通过平等协商，或是通过WTO多边机制得以解决。中美经贸关系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牵涉各方面利益之深，已经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要没有强大外力的影响和作用（如，战争或恐怖袭击），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和依存性的特征依然维系，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格局不发生改变，可以预见，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主流将不会改变，中美经贸关系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在摩擦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融合”，并且通过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使中美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型关系拥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加入WTO六周年经验总结

陈泰锋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记载下了最浓重的笔迹。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成功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改革的选择与开放的路径已经无法逆转。积极融入世界的中国，在经过30年来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后，为人们见证了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的良性循环。在入世之前，中国一直坚持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入世后，开始走向“开放促改革”的重大转折。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GDP总量在2005年跃居世界第四位。从2004年开始，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13%。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加入WTO六年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从“局外”到“局内”的角色转换，从“感性上模糊”到“理性上接受”的观念更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面对”的行为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政府主导型”应对模式的必然结果，是一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战略实施的胜利。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全面开放中主动增强适应能力”的应对道路，中国开创地实践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行业协会积极参与”的三位一体应对模式。中国应对WTO挑战的成功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示范效应。

一、坚持履行承诺与主动开放相结合

作为WTO新成员，中国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方针，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中所规定的义务，全面履行各项承诺，不断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经贸伙伴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准入机会。加入WTO后，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加入前的15.3%降低到了2007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到了8.9%；农产品从平均23.2%降到了15.2%。到2005年1月1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关税削减承诺已执行完毕。加入时中国对424个税号的产品保留了进口的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所有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按照承诺在2005年1月1日之前全部取消。随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的出台，2004年7月1日起，中国对外贸易经营权最终彻底放开，对外贸易经营者开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比承诺时间提前了半年。中国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法规和规章，在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众多服务部门，切实履行了加入时候所做的承诺。在WTO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水平。2003年6月，中国开始允许批准独资旅行社，比中国加入WTO承诺提前了3年；保监会宣布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成都、重庆提供保险服务，比承诺提前了半年。中国主动提前开放相关领域，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2006年9月5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其年度报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表达了对“中国提前或按期履行大部分加入WTO承诺”的肯定及欧洲在华企业对其业务前景的乐观态度。2007年,在WTO总理事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知识产权理事会等17个机构对中国履行WTO承诺及实施WTO协定情况进行的过渡性审议中，中国共回答了其他成员提出的问题600余个，澄清了一些成员的误解，妥善应对了对华过渡性审议。

二、坚持中央主导与地方推进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应对机制。2002年1月29日，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在日内瓦正式举行升旗和挂牌仪式，中国第一次在WTO总部有了本国官方代表团。2002年2月2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发表题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的讲话，以此为开端，全国上下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学习WTO规则和应对WTO挑战的运动。2002年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中国应对加入WTO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认真研究、掌握和充分行使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享有的各项权利，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好世贸组织有关知识和规则的学习、宣传，分期分批对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普遍培训。加快培养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各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部门开始采取一些新举措，设立一些与WTO相关的机构。例如外经贸部成立了WTO司、中国政府WTO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此后，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方WTO事务咨询机构相继成立。地方政府是WTO应对事务基本主体的内生主体，它积极帮助中央政府履行、落实各种WTO协议。地方政府设置与WTO事务相关的机构，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其内生主体的地位，积极开展WTO事务工作的最重要表现。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加入WTO后确保中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中国作为一个加入WTO的后发大国，学习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战略，不仅对应对加入WTO的挑战，而且对实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大有裨益。

三、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

加入WTO后，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对内实行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是中国成功应对外资冲击的关键因素之一。2002 年 11 月，十六大报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指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 年 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5 年2月，国务院制订了“非公经济36 条”，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全面、系统的政策性文件，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昔日是草根，今日是榕树”。据统计，目前中国私营企业现已达538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的80%以上，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个体私营经济已占全国GDP的40%左右，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十七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不仅是十七大在所有制理论上的亮点，也是非公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事实说明，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动力要来自一种机制，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内生的活力机制，中国经济就会适当调整，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是社会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和活力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参与市场。

四、坚持市场开放与优先发展相结合

加入WTO之初，中国农业被认为是“最为担心”的行业。加入WTO后，随着“责任”和“义务”的兑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和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国内农业市场准入程度不断放开的情况下，中国农业非但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担心，反而还谱写了“三农”发展的新篇章，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看，主要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在 2001 年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减轻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从内部看，加入WTO后，中央召开了 5 次农村工作会议，连续 4 年下发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1 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含金量”非常高的支农惠农政策，形成了新时期优先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粮食直补等各项农业补贴总额达到 526 亿元。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逐年增加。2003 年至 2007 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 15060 亿元，相当于前 10 年（1993 年至 2002 年）的总和。其中，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达4318亿元，是历史上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增量最多的一年。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生活和收入带来了巨大变化。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加快2.1个百分点，连续4年增速超过6%，创1985年以来的新高，打破了“十五”前三年收入增长缓慢格局，进入新的较快增长期；2004 - 2007 年农民增收连续4年超过 300 元，是建国以来首次。截止2007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17.3万亿元。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比2006年末减少66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2841万人，减少709万人。

五、坚持多边参与与区域推进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致力于推进“三管齐下”的经贸发展战略——在参与多边自由贸易合作的同时，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合作。2001年，中国在“十五”计划纲要中明确将“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确定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2003年9月10日，中国首次作为WTO正式成员参加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2005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韩国釜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演讲，呼吁各方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共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对WTO和多边贸易体制发表论述，显示了中国推动多哈谈判取得成功的坚强决心。2007年12月28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申请书。中国加入GPA初步出价清单，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2007年6月29日，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在香港签署了《CEPA补充协议四》，协议已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至今，中国已完成谈判和在谈的自贸区已有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近年来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已经生效的自贸协定有6个，实施情况良好。中国在深入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对外发展区域合作关系，对于中国提升对外经贸关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扩大国内改革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目前，自贸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共赢、促和谐的新平台。

六、坚持企业主体与中介组织相结合

加入WTO后，在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轨碰撞中，一贯以“一人成龙，三人成虫”思想束缚的中国人，也开始习惯于联合、协作。中国民间力量越来越多地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更为密切地融入经济生活中。这种由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社会良性合作精神，是入世带给中国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入世正在倒逼中国中介组织的兴起。行业协会作为中介组织的代表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2001年2月，国家纺织工业局改为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标志着中国行业管理进入了由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服务协调的行业自律阶段。2005年10月，国内主要的马铃薯淀粉加工生产企业组成的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一起开会商议对策，最终决定对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的倾销行为发起反倾销调查。此次成功维权，这个自发成立的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在统一指挥、内部协调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针对欧盟对中国产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相关企业包括台资、港资企业、民营企业成立“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集体进行应对。国际经验一再表明，在经济贸易领域里发生的各种纠纷，最适宜的协调机制往往不是政府而是行业协会。2004年10月，在应诉美国对华“337条款”调查案中，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探索了一条“企业为主、协会牵头、商会配合、政府支持、选好律师”的应诉模式，充分发挥了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动员和组织全行业的力量联合应诉，为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应对国外各类非关税贸易壁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目前，全国各级工商联共有4000多个行业商会组织，涉及的行业多数为非公有制经济占主要成分的行业，是带有更多民间色彩的行业商会组织。在应对入世挑战过程中，行业协会有效地发挥了协调、预警和服务功能，在为行业提供服务、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及其在实现由部门管理向行业自律服务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坚持规则制订与规则运用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很快从WTO规则的“被动适用者”成为规则制订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又积极运用WTO规则保护自身经贸权益，很快从WTO规则的“学习者”成为规则的“实践者”。在面对诸多贸易争端时，中国已逐步学会了理性、冷静地对待和积极运用WTO规则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地解决和处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2005年7月12-13日，WTO小型部长级会议在大连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主办此类会议，意味着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制定多边贸易规则。2005年12月13日，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众人的期待下在香港开幕。这是WTO部长级会议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召开，中国一改在WTO的舞台上一贯的低调作风，发表了当天上午时间最长、言辞锋利的演讲，不但表明了中方的鲜明立场，同时一扫外界关于中国作为加入WTO之后的最大发展中成员受惠国，故意保持低调的无理猜测。2007年5月18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联名致函WTO总干事拉米，提出中国推动谈判更多反映发展中成员诉求。2007年11月29日，中国向WTO正式递交由胡锦涛主席签发的《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的批准书，获得仿制和出口仿制专利药品的权利。2007年9月14，中国就美国对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暨反倾销措施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这是中国加入WTO后首次单独起诉另一个成员。11月2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5比1通过对中国出口铜版纸企业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终裁，认为不给美国相关产业带来伤害或威胁。在双边谈判无果而终的情况下，中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边贸易问题，不仅维护了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更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熟悉WTO规则的律师和法律人才。

八、坚持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工业总体实力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2006年，工业增加值突破9万亿元，达到91311亿元，占 GDP的43.1%，比2002年增长了57.9%，年均增长12.1%，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1.5%快0.6个百分点。工业不仅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制造”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出口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加入WTO后，中国积极实施科技兴贸和品牌战略，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得以保持，家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不断上升，产品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出口商品的主体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逐步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2002年，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571亿美元和67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8.2%和20.8%； 2007年，这两类产品出口额分别跃升至7012亿美元和347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上升到56.7%和29.0%。与此同时，面对一系列复杂局面，中国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发展观，相继出台了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多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严把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经济避免了大的起伏波动。2004年4月，中国开始实行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中国政府实施了七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容谢幕，使治理“经济局部过热”从货币政策调控的一只手，变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两手并用”，从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调控手段变为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为从源头上控制资金规模，从2003年9月至200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4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使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3．5％的历史新高。为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引导投资合理增长，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从2004年10月至200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9次调整存贷款利率，使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提高到3.87%和7.29%。在单纯行政手段缺乏最大效率的前提下，中国利率的连续抬升，意味着一个长期的利率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意味着宏观调控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意味着宏观调控向国际化接轨更加明显。加入WTO后，新一轮宏观调控不仅给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大势奠定了健康前行基础，中国政府也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成功驾驭中显现出了非凡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