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实践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应对道路。中国先后6次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在银行、保险、旅游等领域提前履行了有关承诺，从而形成了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格局。透明度和司法审查等先进的法律理念正在逐步融入中国的立法实践和执法实践，进而推动和保障中国完成与WTO全方位的对接。中国建立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和协调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度在行政和司法两个方面都大大得到了加强。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国内立法已经完全符合WTO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的要求。
关键词：中国    对外开放   新进展    WTO承诺履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记载下了浓重笔迹。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实践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应对道路。积极融入世界的中国，在经过30年来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后，为人们见证了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的良性循环。在入世之前，中国一直坚持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入世后，开始走向"以开放促改革"、"以外促内"的重大转折。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GDP总量在2005年跃居世界第四位。从2004年开始，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因加入WTO而在开放、改革、发展等方面全面收益、全面提升、全面进步；中国因加入WTO而越来越主动、越来越适应、越来越强大；中国因加入WTO而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又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因加入WTO而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

一、 货物贸易：市场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
加入WTO以来，中国先后6次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中国农产品的关税水平已经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全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如图1所示，按照承诺，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加入前的15.3%降低到了2007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到了8.9%；农产品从平均23.2%降到了15.2%。农产品中，较为典型的如牛肉关税从31.8%降到12%，苹果关税从22%降到10%，土豆关税从24%降到15%。中国农产品关税削减远远高于发达成员平均36%和发展中成员平均24%的水平。目前，中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工业品中，较为典型的如汽车整车关税从69.2%降到25%、汽车零部件关税从22.9%降到10.4%、纸张关税从17.2%降到6.7%。此外，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参加《信息技术协定》，将协定下产品的关税于2005年前全部降至零。对绝大多数产品而言，到2005年1月1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关税削减承诺已执行完毕。并且，如表1所示，与其他WTO主要成员相比，中国关税的约束率达到100%，实际关税和约束关税是一致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表1：WTO主要成员平均关税水平对比
 成员 中国 欧盟 美国 印度 巴西
非农产品 约束税率 9.0% 4.02% 3.96% 46.61% 29.80%
 实际税率 9.0% 4.02% 3.95% 19.46% 10.97%
农产品 约束税率 15.2% 22.5% 6.1% 114.5% 35.5%
 实际税率 15.2% 19.8% 5.0% 37.0% 10.2%
资料来源：商务部。
在非关税壁垒方面，中国在《入世议定书》附件3中承诺取消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非关税措施，已按承诺到2005年1月1日全部取消完毕。2003年9月27日，商务部发布《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对粮、棉、油、糖、羊毛、化肥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关税配额管理体制。如表2所示，2006年，中国部分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已经达到最高点，如小麦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目前，除小麦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其他农产品的国营贸易比例已逐步缩小。2005年，中国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2006年，中国取消对植物油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2006年，中国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3种，全年实行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和国营贸易管理的商品进口918.3亿美元，仅占进口总额的11.6%。
根据2004年4月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中国于2004年7月1日起，提前半年履行了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取消了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对外贸易经营者开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2007年12 月 11 日，伴随着中国面积最大的保税港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封关运作，中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初步完成了从南到北的中国保税港区战略布局：已封关运作或正式获批的海南洋浦保税港区、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及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正在以整体形象展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路径选择。

 
表2：中国部分重点农产品关税配额数量（2006）
 配额
（万吨） 配额内税率
（%） 国营贸易比例（%） 非国营贸易比例（%） 配额外税率（%）
小麦 963.6 1 90 10 65
玉米 720 1-10 60 40 65
大米 532 1-9 50 50 65
食糖 194.5 15 70 30 50
棉花 89.4 1 33 67 40
羊毛 28.7 1   38
资料来源：商务部。
二、 服务贸易：按照承诺时间表逐步开放
中国在加入WTO时对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承诺。加入WTO以来，中国相继颁布了40多个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章，涵盖金融、分销、物流、旅游、建筑等几十个领域，基本完善了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体系。这些法规从政策上拓展了外国服务者进入中国内地的产业领域和地域范围，降低了有关行业的准入门槛。中国还在银行、保险、旅游等领域提前履行了有关承诺，从而形成了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格局。
2005年2月17日，国家旅游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对〈设立外商控股、外商独资旅行社暂行规定〉的修订》，将外资旅行社注册资本降低为不少于250万人民币，取消外资旅行社设立的地域限制，提前一年多兑现了允许外资设立控股旅行社的承诺，提前3年兑现了允许外资设立独资旅行社的承诺。2006年12月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履行入世承诺基础上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在法律上保障了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在中国设立机构、经营业务充分享有国民待遇，体现了法人导向政策。2007年12 月 1 日，新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施行，这是中国新时期吸收外商投资的重要导向政策，是指导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工作和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有关政策的主要依据，《目录》在内容上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了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水平。2008年1 月 1 日，新修订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正式实施，外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条件放宽，参股渠道更多样，监管机制更适当。至此，中国证券业已完全履行了加入 WTO的各项承诺。
目前，如表3所示，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已接近发达成员的平均水平。另据统计，2006年，按照 WTO行业分类标准，中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41家，占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 17.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1.4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30.4%。其中，房地产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10家，比2005年增长14.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8.3亿美元，同比增长52.7%，占全国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3.7%和 38.9%，为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中国租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0.7亿美元，但比2005年增长84.7%，是服务贸易领域实际吸引外资增速最快的行业。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服务业领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表3：WTO成员服务贸易承诺水平
成员 承诺平均部门数 占总部门数比例
中国 100 62.1%
发展中成员 54 33.5%
发达成员 108 67.5%
美国 101 62.7%
欧盟 106 65.8%
新加入成员（1995年后） 104 64.6%
WTO服务贸易总部门数 161 －
资料来源：商务部。

三、 法律体系：政策透明度大幅提高
根据朱景文（2007）的研究，在中国各类立法1979-2005年的发展曲线中，其中法律年均增长率为11.8%，行政法规为10.7%，部委规章为14.4%，地方法规为33.1%，而所有各类立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3%。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立法的发展曲线中，2001年均达到峰值，这显然与中国为加入WTO所进行的法律清理、修订有关。 2001年12月，加入WTO后，中国进一步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仅在中央层面就制定、修订、废止了23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2003年以来，按照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要求，商务部将审批项目从82项减少至53项。2006年，设立政务大厅，统一办理100项行政管理事项。中国还按照承诺，设立了中国WTO通报咨询局，提供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信息，并根据WTO各个具体协定的要求，履行通报中国贸易政策和措施的义务。此外，公众还能够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获悉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政务公开和政府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国务院有55个部门及直属单位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36个部门和单位建立政务公开制度。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透明度和司法审查等先进的法律理念不只渗透在外贸法律制度建设范畴，正在逐步融入中国的其他立法实践和执法实践，从而在保障私法权利和制约政府权力之行使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进而推动和保障中国完成与WTO全方位的对接。加入WTO以来，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成为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2003年新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新的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都公开征求意见，给予社会公众和各利益方充分的评论机会，征求意见的形式也由座谈会、信函等扩大到了利用国际互联网。此外，为维护法制统一，保障政令畅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定工作的通知》。到2006年底，全国23个省、33个国务院部门共审核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115.9万多件，已修改384件，废止3154件。
中国还建立了确保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工作机制，使任何企业和个人在认为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之间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时，都可以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审议的建议。近年来，国务院法制办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等媒体上，全文公布了物业管理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许多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还通过向社会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征集地方立法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政府提出立法项目建议。2005年9月27日，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立法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立法法》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中举行的就全国性立法第一次听证会。听证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公共生活的关键词，听证制度为社会各界了解乃至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构了可操作性的新平台。2007年4月5日，《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出台，进一步推动了政务公开在法制的轨道上开展，彰显了中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四、 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和水平显著提高
加入WTO后，中国建立健全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体系，并且按照WTO的要求全面清理和修订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几乎所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台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新法规。2007年，中国相继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国内立法已经完全符合WTO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的要求。
加入WTO后，中国还建立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和协调机制，通过日常监管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度在行政和司法两个方面都大大得到了加强。2004年8月，中国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的专项行动。2005年1月，又成立了由二十几个部门组成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自2006年起，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违法侵权行为，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会同有关部门已经连续两年组织制定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依据行动计划，中国启动了许多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专项活动，包括旨在打击版权侵权行为的"山鹰"行动、旨在清理城市盗版翻录音像行为的"阳光"行动以及针对在展会上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蓝天"行动。据统计，2007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49亿件，其中，盗版出版物1.36亿件。在过去五年，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共查获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案件7002件，案值6.8亿元。2008年1月14日，文化部等七部门在北京启动了"全国娱乐场所阳光工程"，旨在推进"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建设，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推进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内容。
中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加入WTO后，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普及工作，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2004年开始，中国将每年4月20-26日确定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在全社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组织数百家中央和地方媒体联合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大型采访报道活动。2005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以7种语言对外公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此外，国家版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了使用正版软件工作，2004年全国省级政府机关全部实现了使用正版软件的目标，2005年这项工作又延伸到地、市级政府机关和企业。2006年4月16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览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内容的大型展览。2004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为保护世界博览会标志而专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正式实施，针对一项大型国际活动的知识产权问题，专门立法加以保护，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仅意味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办工作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更标志着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一步。

陈泰锋

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指一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以联合自强和经贸利益为根本，通过优惠贸易安排(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经济共同体（EC）和经济同盟（EU）等六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加强与规范经济技术合作的政府“政策导向”联合。最早的区域经济合作要追溯到1241年成立的普鲁士各城邦间的“汉撒同盟”，1861年普鲁士等德国北部邦国又在此基础上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为1870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创造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为应付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及随之爆发的“货币战”和“关税战”，1921年比利时和卢森堡建立了关税同盟。但区域经济合作真正风起云涌，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

作为GATT1947第24条和GATS第5条的重要例外，由于规则制订上的含糊和笼统，使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逐渐丧失，而且不受多边贸易体制管理和监督的区域经济合作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和侵蚀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多边贸易体制对其成员参加区域的放任甚至鼓励，使得WTO许多成员对于区域内贸易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区域外的重视，这直接诱导了WTO成员一种无所谓的机会主义态度。WTO达成的协议对自己有用，不妨用之，如果对自己不利或者用途不大，则束之高阁。许多国家之所以不愿意在WTO 成员内部达成妥协的重要原因，就是开始转向了区域经济合作。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平均每个发展中国家参与了5个自由贸易区，每个拉美国家参与了7个，每个非洲国家参与了4个；智利和墨西哥均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关系。

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区域经济合作之所以受各国政府的垂青和重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拥有促进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合)、地利(地缘政治、周边关系)和人和 (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相近)而共同形成的“船小好掉头”的有利局面。这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就是，区域经济合作要相对容易，针对性和灵活性也更强，而且可以避开WTO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容易取得互补双赢效果。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推行出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着手启动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也无可厚非。但是，区域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并非是绝对的对立和矛盾关系，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合作是WTO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的快速发展是多边贸易体制前进的最大动力。在本质上，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是一种“互补性竞争关系”。

“互补性竞争关系”意味着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主流不是那种相互排斥，互不兼容的优胜劣汰式竞争，而是一种相得益彰、兼容协同的“互补性竞争关系”。两者在发挥各自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竞争，这种竞争结局是两者彼此取长补短，相互补充，互补的效应进一步提高两者在开辟和实施贸易自由化领域的竞争层次，又丰富和增加两者互补的内涵，直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所以，这种竞争与互补效应相互转化的动态“互补性竞争关系”，不仅使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积木”，而且为贸易自由化整体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最终推动和加速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最终汇合”，使WTO规则成为协调、管理和规范“全球自由贸易区”的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贸易体制。

基于这种“互补性竞争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两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迅速发展态势，掀起第三次浪潮，并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WTO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浪潮。2004年5月1日，欧盟实现了历史上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随着波兰等10国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成员扩大为25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济一体化形式。

据WTO统计，截止2008年5月，向WTO通报生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已达205个，其中80%是近10年来缔结的新协定，目前正在以平均每月1个的速度递增。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些传统对多边贸易体制过分依赖的国家也越来越将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其商业政策的中心，还有一些国家把区域政策作为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不悖的政策目标，连一些微型国家和小岛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所在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WTO全部成员同时又是各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有的WTO成员还可能具有多重区域经济合作成员的身份。这样世界上有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的“双重成员资格”。为此，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都公开声明标榜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与精神。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其协议的前言中明确写入了WTO的基本原则或笼统表述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公开与开放精神；有的在协定中虽未明确写入，但在其后的部长大会或首脑会议的决定和宣言中，一再重申奉行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此外，还有些区域经济组织在开始运行前几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调行动与政策，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及早取得成功。从这点看，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双方相互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基于经济利益为主，政治因素为辅而创建与形成的第三次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区域经济合作相比，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成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在：①打破了狭义的地域相邻概念，出现了跨洲、跨洋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更多的是“便利”的简称；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开始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互惠性区域贸易协定已经取代非互惠性协定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流，传统以发达国家之间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逐渐让位于“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③区域合作出现多层次性，成员身份交错重叠。一些较大区域经济集团内出现了次区域经济组织，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而一个国家同时加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经济集团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当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诸多不好的问题，例如，由于政治经济势力的差别以及参与区域集团的目标差异，目前在一些区域经济集团中“大国操纵主导一切，中小国家列席听会”的现象非常普遍。再如，环境保护与贸易、劳工标准与贸易等新问题的出现、发达国家之间和“南北”矛盾交织于区域经济集团中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繁荣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了现实上的新挑战。

中国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从人口、资源、经济总量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举足轻重。加入WTO六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三管齐下”的经贸发展战略。迄今，中国已完成谈判和在谈的自由贸易区已有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已经生效的协定有6个。当前，区域合作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共赢、促和谐的新平台。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事实表明，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主动融入较之被动卷入有利得多，以部分经济主权约束和让渡，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明智的选择。游离于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不仅不能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而且还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以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为纽带，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目标，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符合中国政治、外交和安全上的利益，也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无论是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还是从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出发，中国都有必要参与或倡导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将其作为拓展对外贸易增长空间，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比较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美利益攸关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分析

陈泰锋

内容摘要：加入WTO后，中美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和“依存性”远大于“竞争性”和“对抗性”。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中美经贸关系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了中美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和依存性的特征依然维系，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格局不发生改变，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主流将不会改变，中美经贸关系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在摩擦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融合”，并且通过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使中美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型关系拥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   利益攸关方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署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三大贸易国，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在不断的贸易摩擦中，中美贸易的“竞合”关系进一步得到提升。从商贸联委会到经济战略对话，无一不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务实、理性的良好表现。加入WTO后，中美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和“依存性”远大于“竞争性”和“对抗性”。2007年9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见时表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7年12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深刻理解中美两国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重要内涵，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总体关系的基础与纽带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新形势下中美关系重新给予的科学准确定位，更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客观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融合的必然结果。

一、        中美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

根据WTO《国际贸易统计报告（2007）》，1996-2006年，虽然美国贸易在21世纪初曾短暂出现下滑，但自2001年后，中美两国贸易都共同迅速增长。2006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分别达到29577.1亿美元、19194.3亿美元、10382. 8亿美元，分别是2001年的1.55倍、1.63倍、1.42倍。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分别达到17603.9亿美元、7914.6亿美元、9689.4亿美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2.45倍、2.25倍、2.64倍。中美两国贸易的强劲增长共同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如表1所示，2001-2006年，中美两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0.6%和8.9%。中国其占世界贸易总量、出口量、进口量的比重分别从4%、4.3%和3.8%增加到7.2%、8%和6.4%。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虽有所下降，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同时，中国贸易地位从全球第六大出口国上升为第二大出口国，从第九大进口国上升为第四大进口国，成为21世纪全球贸易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表1：中美两国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TO《国际贸易统计报告（2007）》。

二、        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1993年以来，中美货物贸易虽然总体上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但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发展速度迅速提升，呈现非常明显的膨胀增长态势。199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276.6亿美元，出口169.7亿美元，进口106.9亿美元。2003年，中美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263亿美元。2006年，中美货物贸易开创历史新高，达2626.8亿美元，出口2034.7亿美元，进口592.1亿美元，分别为1993年的9.5、11.9、5.5倍。若以2001年为时间分界点，加入WTO前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爆炸式增长的态势则尤为显著。

如表2所示,从增长量来看，加入WTO后，中美货物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从2001年804.8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2626.8亿美元，出口额从2001年542.8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2034.7亿美元，进口额从2001年262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592.1亿美元，分别增长3.26倍、3.75倍和2.26倍，远远高于加入WTO前的1．82倍、2.1倍和1.39倍。从同比增长率来看，加入WTO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23.7%、25.9%和18%，比加入WTO前的15．8%、18．5%和8．5%都要高。从占中国贸易比重来看，虽然由于受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加入WTO前后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略有微降（从15.6%降到15.1%），但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位次来看，与加入WTO前频繁变动不同的是，加入WTO后，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的地位已经日趋稳固。

三、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自1993年至2005年，美中服务贸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加大，美中服务贸易发展明显要比加入WTO前迅速。如图1所示，虽然2003年由于偶然因素（非典危机）影响，美中服务贸易出现微降，但经过短暂调整后，以2003年为起点，美中服务贸易新一轮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2005年，美中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55.8亿美元，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90.8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65亿美元，分别较加入WTO当年（2001年）增长67.9%、60. 9%和78.6%。此外，加入WTO以来，中国已经逐渐迈入美国前十大服务贸易伙伴行列。2005年，在美国前十大服务贸易伙伴中，中国在美国所有对外服务出口国中占2.5%，位列第九；在美国所有服务进口来源国中占2.3 %，位列第十。

表2：加入WTO前后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对比

	加入WTO前（亿美元）						加入WTO后（亿美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量	408.2	428.3	489.9	549.4	614.3	744.6	804.8	971.8	1263.3	1696.3	2116.3	2626.8
同比(%)	15.4	20.1	14.3	12.1	11.8	21.2	8.1	20.8	30	34.3	24.8	24.2
平均	15．8%						23.7%
占比(%)	14.5	14.8	15	16.9	17	15.7	15.8	15.7	14.8	14.7	14.9	14.9
平均	15.6%						15.1%
位次	3	2	3	2	2	2	2	2	2	2	2	2
出口	247.1	266.8	326.9	379.8	419.5	521	542.8	699.5	924.7	1249.5	1629	2034.7
同比(%)	15.1	22.5	22.5	16.2	10.5	24.2	4.2	28.9	32.2	35.1	30.4	24.9
平均	18．5%						25.9%
占比(%)	16.6	17.7	17.9	20.6	21.5	20.9	20.4	21.5	21.1	21.1	21.4	21
平均	19.2%						21%
位次	3	3	2	2	1	1	1	1	1	1	1	1
进口	161.1	161.5	163	169.6	194.8	223.6	262	272.3	338.6	446.8	487.3	592.1
同比(%)	15.9	0.24	0.9	4	14.9	14.8	17.2	3.9	24.3	31.9	9.1	21.8
平均	8．5%						18%
占比(%)	12.2	11.6	11.5	12.1	11.7	9.9	10.8	9.2	8.2	8	7.4	7.5
平均	11.5%						8.51%
位次	2	3	3	2	3	4	4	4	4	4	4	4

资料来源：1993-2000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1-2006年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统计资料库。

四、        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发展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200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如图2所示，机械和运输工具是第一大产品，出口额为253. 9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46%；其次为工业原材料，出口额为137.5亿美元，占24.9%；位于第三位的化工产品，出口额为62.4亿美元，占11.3%。总体上来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他诸如食品、饮料等出口比重很小。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则显示除了非常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通过原料来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工具和其他制成品三项产品占据了美国自中国进口所有产品的95%，其他几大类总和仅为5%%，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体现极高的集中性特征。总体上来看，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内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继续占据商品结构的主导地位，但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地位不断削弱，取而代之，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和依附性已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转向了产业内贸易。

五、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

加入WTO后，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转移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东道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如图3所示，198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为3.2亿美元，占中国全部利用外资的14.5%，直至199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保持了平稳增长趋势。1993年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中1993年达到20.6亿美元，2002年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达到54.2亿美元。2006年达到42.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7%，占中国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为6.7%。近十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全国利用外资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左右。与其他国家（地区）比较来看，截止2006年，在前十位对华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中，美国居于第三位。美国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金额达到539.55亿美元，占中国所有利用外资的7.66%。按实际投入外资金额排序，2006年，美国在非金融领域对华投资位列第四，其他国家分别为：香港（291.4亿美元）、台湾省（60.7亿美元）、日本（46.43亿美元）和韩国（39.78亿美元）。在金融领域，美国对华投资位列第一，达到36.89亿美元，占57.25％，其他国家依次为：德国（12.71亿美元，占比19.73％）；澳大利亚（1.16亿美元，占比1.8％）、新加坡（0.9亿美元，占比1.39％）、卢森堡（0.68亿美元，占比1.05％）。与此同时，受中国加入WTO效应及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推动，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境外投资呈现逐年递增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3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0.65亿美元，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2.3%。2005年首次突破2亿美元大关，达到2.3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为1.8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1.9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前十位国家(地区)中位列第五。截止2006年，在中国前十位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中，美国居于第四位，中国累计对美国直接投资12.38亿美元。

六、    小结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署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了中美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尽管加入WTO后中美经贸摩擦时隐时现，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挥之不去的“不和谐”音符，但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中美经贸摩擦从来没有达到过“剑拔弩张”的地步。无论是“钢铁保障措施案”和“彩电反倾销案”，还是“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问题”和“食品安全”之争，最后都“化干戈为玉帛”，或是通过平等协商，或是通过WTO多边机制得以解决。中美经贸关系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牵涉各方面利益之深，已经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要没有强大外力的影响和作用（如，战争或恐怖袭击），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和依存性的特征依然维系，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格局不发生改变，可以预见，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主流将不会改变，中美经贸关系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在摩擦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融合”，并且通过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使中美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型关系拥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加入WTO六周年经验总结

陈泰锋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记载下了最浓重的笔迹。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成功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改革的选择与开放的路径已经无法逆转。积极融入世界的中国，在经过30年来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后，为人们见证了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的良性循环。在入世之前，中国一直坚持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入世后，开始走向“开放促改革”的重大转折。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GDP总量在2005年跃居世界第四位。从2004年开始，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13%。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加入WTO六年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从“局外”到“局内”的角色转换，从“感性上模糊”到“理性上接受”的观念更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面对”的行为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政府主导型”应对模式的必然结果，是一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战略实施的胜利。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全面开放中主动增强适应能力”的应对道路，中国开创地实践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行业协会积极参与”的三位一体应对模式。中国应对WTO挑战的成功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示范效应。

一、坚持履行承诺与主动开放相结合

作为WTO新成员，中国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方针，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中所规定的义务，全面履行各项承诺，不断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经贸伙伴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准入机会。加入WTO后，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加入前的15.3%降低到了2007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到了8.9%；农产品从平均23.2%降到了15.2%。到2005年1月1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关税削减承诺已执行完毕。加入时中国对424个税号的产品保留了进口的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所有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按照承诺在2005年1月1日之前全部取消。随着《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的出台，2004年7月1日起，中国对外贸易经营权最终彻底放开，对外贸易经营者开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比承诺时间提前了半年。中国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法规和规章，在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众多服务部门，切实履行了加入时候所做的承诺。在WTO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水平。2003年6月，中国开始允许批准独资旅行社，比中国加入WTO承诺提前了3年；保监会宣布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成都、重庆提供保险服务，比承诺提前了半年。中国主动提前开放相关领域，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2006年9月5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其年度报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表达了对“中国提前或按期履行大部分加入WTO承诺”的肯定及欧洲在华企业对其业务前景的乐观态度。2007年,在WTO总理事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知识产权理事会等17个机构对中国履行WTO承诺及实施WTO协定情况进行的过渡性审议中，中国共回答了其他成员提出的问题600余个，澄清了一些成员的误解，妥善应对了对华过渡性审议。

二、坚持中央主导与地方推进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应对机制。2002年1月29日，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在日内瓦正式举行升旗和挂牌仪式，中国第一次在WTO总部有了本国官方代表团。2002年2月2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发表题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的讲话，以此为开端，全国上下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学习WTO规则和应对WTO挑战的运动。2002年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中国应对加入WTO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认真研究、掌握和充分行使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享有的各项权利，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好世贸组织有关知识和规则的学习、宣传，分期分批对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普遍培训。加快培养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各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部门开始采取一些新举措，设立一些与WTO相关的机构。例如外经贸部成立了WTO司、中国政府WTO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此后，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方WTO事务咨询机构相继成立。地方政府是WTO应对事务基本主体的内生主体，它积极帮助中央政府履行、落实各种WTO协议。地方政府设置与WTO事务相关的机构，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其内生主体的地位，积极开展WTO事务工作的最重要表现。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加入WTO后确保中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中国作为一个加入WTO的后发大国，学习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战略，不仅对应对加入WTO的挑战，而且对实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大有裨益。

三、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

加入WTO后，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对内实行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是中国成功应对外资冲击的关键因素之一。2002 年 11 月，十六大报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指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 年 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5 年2月，国务院制订了“非公经济36 条”，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全面、系统的政策性文件，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昔日是草根，今日是榕树”。据统计，目前中国私营企业现已达538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的80%以上，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个体私营经济已占全国GDP的40%左右，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十七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不仅是十七大在所有制理论上的亮点，也是非公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事实说明，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动力要来自一种机制，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内生的活力机制，中国经济就会适当调整，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是社会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和活力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参与市场。

四、坚持市场开放与优先发展相结合

加入WTO之初，中国农业被认为是“最为担心”的行业。加入WTO后，随着“责任”和“义务”的兑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和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国内农业市场准入程度不断放开的情况下，中国农业非但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担心，反而还谱写了“三农”发展的新篇章，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看，主要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在 2001 年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减轻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从内部看，加入WTO后，中央召开了 5 次农村工作会议，连续 4 年下发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1 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含金量”非常高的支农惠农政策，形成了新时期优先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粮食直补等各项农业补贴总额达到 526 亿元。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逐年增加。2003 年至 2007 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 15060 亿元，相当于前 10 年（1993 年至 2002 年）的总和。其中，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达4318亿元，是历史上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增量最多的一年。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生活和收入带来了巨大变化。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加快2.1个百分点，连续4年增速超过6%，创1985年以来的新高，打破了“十五”前三年收入增长缓慢格局，进入新的较快增长期；2004 - 2007 年农民增收连续4年超过 300 元，是建国以来首次。截止2007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17.3万亿元。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比2006年末减少66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2841万人，减少709万人。

五、坚持多边参与与区域推进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致力于推进“三管齐下”的经贸发展战略——在参与多边自由贸易合作的同时，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合作。2001年，中国在“十五”计划纲要中明确将“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确定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2003年9月10日，中国首次作为WTO正式成员参加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2005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韩国釜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演讲，呼吁各方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共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对WTO和多边贸易体制发表论述，显示了中国推动多哈谈判取得成功的坚强决心。2007年12月28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申请书。中国加入GPA初步出价清单，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2007年6月29日，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在香港签署了《CEPA补充协议四》，协议已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至今，中国已完成谈判和在谈的自贸区已有12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近年来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已经生效的自贸协定有6个，实施情况良好。中国在深入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对外发展区域合作关系，对于中国提升对外经贸关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扩大国内改革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目前，自贸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共赢、促和谐的新平台。

六、坚持企业主体与中介组织相结合

加入WTO后，在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轨碰撞中，一贯以“一人成龙，三人成虫”思想束缚的中国人，也开始习惯于联合、协作。中国民间力量越来越多地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更为密切地融入经济生活中。这种由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社会良性合作精神，是入世带给中国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入世正在倒逼中国中介组织的兴起。行业协会作为中介组织的代表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2001年2月，国家纺织工业局改为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标志着中国行业管理进入了由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服务协调的行业自律阶段。2005年10月，国内主要的马铃薯淀粉加工生产企业组成的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一起开会商议对策，最终决定对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的倾销行为发起反倾销调查。此次成功维权，这个自发成立的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在统一指挥、内部协调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针对欧盟对中国产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相关企业包括台资、港资企业、民营企业成立“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集体进行应对。国际经验一再表明，在经济贸易领域里发生的各种纠纷，最适宜的协调机制往往不是政府而是行业协会。2004年10月，在应诉美国对华“337条款”调查案中，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探索了一条“企业为主、协会牵头、商会配合、政府支持、选好律师”的应诉模式，充分发挥了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动员和组织全行业的力量联合应诉，为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应对国外各类非关税贸易壁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目前，全国各级工商联共有4000多个行业商会组织，涉及的行业多数为非公有制经济占主要成分的行业，是带有更多民间色彩的行业商会组织。在应对入世挑战过程中，行业协会有效地发挥了协调、预警和服务功能，在为行业提供服务、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及其在实现由部门管理向行业自律服务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坚持规则制订与规则运用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很快从WTO规则的“被动适用者”成为规则制订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又积极运用WTO规则保护自身经贸权益，很快从WTO规则的“学习者”成为规则的“实践者”。在面对诸多贸易争端时，中国已逐步学会了理性、冷静地对待和积极运用WTO规则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地解决和处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2005年7月12-13日，WTO小型部长级会议在大连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主办此类会议，意味着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制定多边贸易规则。2005年12月13日，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众人的期待下在香港开幕。这是WTO部长级会议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召开，中国一改在WTO的舞台上一贯的低调作风，发表了当天上午时间最长、言辞锋利的演讲，不但表明了中方的鲜明立场，同时一扫外界关于中国作为加入WTO之后的最大发展中成员受惠国，故意保持低调的无理猜测。2007年5月18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联名致函WTO总干事拉米，提出中国推动谈判更多反映发展中成员诉求。2007年11月29日，中国向WTO正式递交由胡锦涛主席签发的《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的批准书，获得仿制和出口仿制专利药品的权利。2007年9月14，中国就美国对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暨反倾销措施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这是中国加入WTO后首次单独起诉另一个成员。11月2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5比1通过对中国出口铜版纸企业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终裁，认为不给美国相关产业带来伤害或威胁。在双边谈判无果而终的情况下，中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边贸易问题，不仅维护了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更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熟悉WTO规则的律师和法律人才。

八、坚持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相结合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工业总体实力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2006年，工业增加值突破9万亿元，达到91311亿元，占 GDP的43.1%，比2002年增长了57.9%，年均增长12.1%，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1.5%快0.6个百分点。工业不仅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制造”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出口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加入WTO后，中国积极实施科技兴贸和品牌战略，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得以保持，家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不断上升，产品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出口商品的主体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逐步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2002年，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571亿美元和67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8.2%和20.8%； 2007年，这两类产品出口额分别跃升至7012亿美元和347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上升到56.7%和29.0%。与此同时，面对一系列复杂局面，中国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发展观，相继出台了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多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严把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经济避免了大的起伏波动。2004年4月，中国开始实行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中国政府实施了七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容谢幕，使治理“经济局部过热”从货币政策调控的一只手，变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两手并用”，从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调控手段变为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为从源头上控制资金规模，从2003年9月至200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4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使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3．5％的历史新高。为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引导投资合理增长，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从2004年10月至200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9次调整存贷款利率，使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提高到3.87%和7.29%。在单纯行政手段缺乏最大效率的前提下，中国利率的连续抬升，意味着一个长期的利率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意味着宏观调控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意味着宏观调控向国际化接轨更加明显。加入WTO后，新一轮宏观调控不仅给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大势奠定了健康前行基础，中国政府也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成功驾驭中显现出了非凡的执政能力。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加入WTO六周年

   陈泰锋

2001年11月10日23时20分，卡塔尔首都多哈，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昂首跨入WTO大门！2001年12月11日，根据WTO相关规定，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正式成员。

15年，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实在是极短的一瞬，而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伴随着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沧桑巨变，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员。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不单是一场经济和贸易的谈判，更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价值观念，两种制度理念的对立冲突。这种矛盾的交锋、冲撞和融合，对中华民族价值理念的取向与形成以及理性思维影响深远。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不仅在GATT\WTO历史上书写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浓重一笔，更是一场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和思想启蒙。

入世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由过去有限领域、有限范围的对外开放转向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标志着由试点、试验为特征的梯度开放战略转向政策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整体推进开放战略；标志着由以计划、行政命令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对外开放转向以市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市场主导型的对外开放；标志着由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和按自己时间表的对外开放转向重视国际规范和与WTO各成员共同协商的对外开放；标志着由过去20多年的改革推动开放走向开放促改革的重大转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决不能老是袖手旁观地看着他人制定规则而自己只能被动适用；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绝不能再失去有保证地进入全球市场的权利；一个依赖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绝不能再落后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入世六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局外”到“局内”的角色转换，经历了从“感性上的模糊”到“理性上的接受”的观念更新，也经历了“被动应对”到“主动面对”的行为方式转变。面对入世以来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中国既触摸到了诸多的挑战性机遇，也探寻到了许多或是预见、或是未知的发展新空间。入世六年来，中国用自己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在WTO中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

入世六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国际地位上升、外商对华投资信心增强、外经贸形势发展态势良好以及参与国际经贸事务能力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为增加全球就业机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而且还激励了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向前发展的动力和信心。事实证明，入世效应是积极的，中国和世界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

入世六年来，从“改善领导体制”写进党章总纲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从“七一”讲话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从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全会核心议题；从“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科学的发展观到正确的政绩观；从《党内监督条例》到《行政许可法》，无不折射出新一届政府为政之道的新嬗变——依法行政、民主监督；无不催生出新一届政府非同寻常的执政新理念——尊重民意、关注民生、体察民情；无不勾勒出新一届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框架——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

“君欲深海捕鱼，必先学会击水”。入世六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充分诠释了这句至理名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政府管理观念、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的变革全面提速，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组织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正把入世作为改革开放新的起点，这个起点是正确的，也是高的。作为重诺守信之邦，中国有能力、有信心继续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全面融入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主流。

一个敢于向全球开放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沦为世界经济的孤岛。站在WTO的门槛上，面对未来十年、百年，我们满怀憧憬与信心：在竞争中发展，在风浪中搏击，是发展中成员实现经济腾飞、后来居上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加入WTO，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更有利的位置，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获取更快速更健康的发展。

让历史铭记这风雨六年。

让我们续写更辉煌的明天！

    如今社会各界对WTO的关注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关注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阻碍，1999年底WTO西雅图部长会议场外就曾有众多的抗议活动。总体说来，给WTO造成阻力的力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力量，美国以外的反对力量则集中在反对WTO的美国化。

    美国国内对WTO的反对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WTO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主权。众议员罗拉巴乔是反对WTO的一员干将，他曾大肆宣扬：“WTO是一个庄严的梦幻，而且必定会变为美国人最可怕的噩梦，这在长期将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不要为了全球利益而牺牲美国人民的自由”。第二种观点认为WTO助长的自由贸易会损害到劳工权利。这表面上是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利问题，但实质上，这些人真正在乎的是国外过低的劳动成本将吸引美国企业在本土撤资转而将工厂搬到海外，从而恶化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情况。第三个反对理由是认为WTO的贸易自由化宗旨和行动会危及到全球环境。一些对WTO持批评或怀疑态度的美国人经常援引“海龟－海虾案”（美国禁止进口那些以伤害濒危海龟的方式而捕获的海虾），他们认为WTO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内的环境法。但是根据WTO上诉机构的最后裁定，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方面在决定外国出口商是否符合美国法律的问题上缺乏充分适当的程序，而且，在同一事件上，美国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公平的歧视政策、从而认定这项进口禁令违反了WTO非歧视原则。上诉机构认为，根据WTO第20条g款（为保护可耗尽资源而采取适当措施属于WTO的合法例外）的规定，美国这项国内法的有关环境条款是有效的，但问题在于美国以一种歧视方式实施了该项禁令。

   美国国内对WTO的这些反对意见曾经对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加入WTO问题上的政策产生过重要的负面影响。正因为这些意见导致美国国内不少议员“担心”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此外，劳工标准、环境问题和市民社会对WTO的参与等在美国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WTO中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争论和斗争的热点和难点。

   美国以外对WTO的反对意见有多个方面的内容，而最集中的一点是反对WTO的美国化，尤其是反对由于美国而导致的WTO内的权力政治和不公平自由贸易所导致的穷国边缘化。关心这个问题的成员不在少数，特别是广大发展中的小成员都希望通过WTO的民主化和贸易规则的公平化实现自己民族经济的振兴。

   中国首席谈判龙永图曾经这样描述WTO会场：小的谈判室围成一圈，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咖啡厅；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大国关起门来在谈判室里谈判，而小成员只能呆在咖啡厅里等待消息。这些发展中小成员一方面寄希望于自己“人多势众”（WTO143个成员中绝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型），另一方面也盼望发展中的大成员能为发展中国家利益承担起领导责任。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加入WTO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的一个理由，也是美国长期阻挠中国加入WTO的一个原因。

                       ——加入WTO五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的结构特征与政策建议

陈泰锋

原文发表于《国际贸易》2007年第9期，此为最后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矛盾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成果，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的阶段性特征。然而，上文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分析告诉我们，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实质上是一种暗含了大量逆差的结构上的总体顺差，并非全面性的普遍顺差。在双顺差的表象下，隐含着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和逆差结构上的“不平衡”。从双顺差的结构分布来说，顺差表象下隐含的逆差更应值得我国政府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更应成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措施所考虑的重点。

 第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选择必然是“有所保有所压”并存的“双轨”或“多轨”结构调整体系，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总量控制体系。否则，采取的政策非但没有可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相反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的失衡。因此，政策选择必然是“因收支项目而宜”、“因收支差额而异”，否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选择必然会落入“政策陷阱”，导致政策失灵。例如，在经常项目中，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是货物贸易，因此，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调控重点是如何减少货物贸易顺差；而对于服务贸易，政策选择的重点则恰好相反。对于服务贸易持续逆差的状况，政策考虑的重点应是如何减少服务贸易逆差，特别是运输服务、保险服务和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三个主要项目逆差的减少。

第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选择应根据顺差的项目结构采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换句话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在于准确地采取措施切断国际收支顺差形成的来源机制。否则，盲目地采取貌似理论上成立的政策措施却并不能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例如，对于货物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有助于削弱出口产品竞争力，从而平抑制顺差，但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适用，对加工贸易的政策影响却微乎其微，而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显然，纵然人民币升值幅度再大，其也无法从根本上逆转货物贸易顺差的发展势头。这就是为什么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5%的情况下，贸易顺差依然出现“不降反升”现象的根本原因。

第三，“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重点并不单单在于压制顺差，还是在于努力提高逆差项目对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例如，直接投资是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最主要来源。直接投资顺差调控的重点并不在于减少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而是在于如何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自2002年以来，受入世效应的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逐年递增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已遍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很小。1987-2003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其GDP的比重达到了100%以上，而我国2003年仅达到了0.24%。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第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标应与“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储备资产结构调整目标相并行。从国际先进经验来看，实行积极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其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重要特点是资产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例如，挪威就是将外汇储备分为众多组合，如流动性组合、投资组合和缓冲组合。如上文所述，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推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我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然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准政府债券、银行存款等市场规模大、信用级别高的金融资产，其中占比重很大的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处于2%-3%左右的低水平， 这使得我国外汇储备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对于现在我国拥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的现状，更需要进一步对我国对外汇储备结构做出相应的多元化调整，加快建立资产多元化的国家储备体系。为防范风险，一方面，我国应该考虑美国债券之外的外汇储备投资渠道，例如购买石油资源和高科技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我国应尽可能将新增外汇储备以欧元资产或新兴亚洲国家货币资产形式持有。此外，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黄金储备在一国储备资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葡萄牙占80％、美国占75％、德国占63％、法国占64％。而我国拥的黄金储备只有600吨，仅为美国的7.4％；我国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仅占1.4％。近年来由于美元持续下跌，黄金价格稳中有升，但我国黄金储备却长期稳定不变（如表8中所示），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不仅有助于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而且也有利于保值增值。

        ——对《权力、政治与WTO》一书的介评

陈泰锋

WTO究竟是什么？为什么WTO伴随着越来越多群情激昂的愤怒和暴动？为什么多哈谈判如此举步维艰？为什么中国需要加入WTO？在中国加入WTO已经六周年的今天，号称全世界对WTO理解和认识最深入、最广泛的中国似乎并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些简单却又很深奥的基本问题。

在众多国内外介绍WTO规则和运行机制的著作中，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年轻学者Amrita Narlikar博士所著《权力、政治与WTO》无疑是对WTO规则和运行机制的诠释最全面、最透彻、最前沿的一本经典著作。

在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中，作者一改前人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对WTO规则进行简单地叙述和介绍，而是另辟他径，开创性地从权力和政治的视角试图触及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内核以及隐藏在其产生、运作和演变过程中的政治学，为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多边贸易体制及WTO填补了文献空白。

Amrita Narlikar博士认为，偶然性、路径依赖和谈判程序是WTO最终确立的源动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上的差距是WTO发展和完善的重要驱动力。WTO的规则制订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过程。哪些议题应该包括在内以及哪些议题应该排除在外受到强国利益导向的严重影响。WTO协议带来的利益被事实证明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期望的利益至今仍未兑现。

Amrita Narlikar博士第一次将人们对WTO的关注前沿性地引申到有关WTO的“治理困境”问题上来，将对WTO民主赤字的争论引入公众视野，并就WTO未来的民主建设和机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建议，这是前人对WTO研究从未有过的。

Amrita Narlikar博士认为，WTO民主赤字的产生是众多受WTO规则影响的民众却无法对其规则制订程序施加任何直接影响的必然结果。WTO管辖范围的扩展已经与制订其法律规则的无序性和充满强权政治性的机制不相同步。WTO是发展中国家抵制一切不良势力的全部依靠，只有他们的利益才能确保维护WTO的权威和存在。

作者简介：陈泰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权力、政治与WTO》中文版译者。